“自媒体”对新诗生态场的三大影响
——自媒体对文学场和新诗走向的深度影响（上）
潘桂林（1972—），湖南麻阳人，苗族，文学博士，怀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新诗研究。]
【摘要】以自媒体为主导的媒介融合语境，改写了生产、流通和消费共同构筑的文学场域。自媒体将新诗生产控制系统完全交付读者，读者网民化和零门槛写作的随意性，为草根诗人涌现和诗写多元化提供了平台，也潜藏着同质化书写、拆解翻新和个人狂欢的隐忧。但还是有一些诗人依托媒介却不迎合读者，在繁荣的兴奋和突围的焦灼中寻找前路。无论是强化在场感的贴地飞翔，还是引领读者灵魂漫游，或者启开诗歌的神性和媚性，都必须心中有读者也有自我，有大地的痛感也有天空的辽远，要做到诗写方式的高度个性化，将文本连同隐秘神奇的生活烙入读者的灵魂，并在视域交融的磨合循环中提升诗界审美品味，传承诗歌对抗同质化生存的诗性品格。
人类交往已进入自媒体（We Media）为主导的时代，电信、互联网等为主的自媒体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渠道，纸媒退居其次，而文字阅读又被读图娱乐挤向边缘，滑向碎片化和浮躁不安的消费场域。在喧嚣的文化消费语境中，诗歌以其凝缩跳跃、冲击力强等特征赢得了发展机遇。2015年2月9日，在“‘草根诗人’现象与诗歌新生态研讨会”上，，“自媒体生态”已经形成，并“塑造着诗歌生产和传播，乃至诗歌欣赏和评价的新机制和新生态”；诗歌评论家吴思敬认为，网络平台是草根诗人不断涌现的重要原因，是对诗坛“固有格局的挑战”。[1]的确，网络媒介改变了文学传播的审核机制、传播途径，带来海量信息，改变了阅读氛围、趣味和评价体系，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新诗阅读和写作思维的转变，给诗歌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条件，但也隐藏了个人狂欢和大众消费消解诗歌的危机。如何认清媒介转变的负面影响并调整写作指向，更新诗写思维，成为诗歌界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媒介革新改写文学场格局
文学存在于“文学场”之中，而媒介是文学得以流通的物质中介，是连接文学与读者的桥梁，媒介变革改变了文学的传播渠道、交流形式、审美心态，是影响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媒介在“文学场”中的位置
早期口耳相传的语音媒介，决定了诗歌简单明朗的形式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主题风格。在平面媒介占据传播核心的年代，诗歌交流主要局限于精英阶层，无论是陶渊明的“外枯中膏”，李商隐的“沉博绝丽”，还是20世纪以来李金发的怪诞象征，都会带领读者在反复涵咏中进入诗境，触摸生命的温度和灵魂的光影。这种语境中的读者期待着“味之者无极”的深度诗写。媒介还因关涉交流形式、心境而影响诗歌的节奏和审美气息。无论是口耳时代的传唱，还是平媒带动的细读吟哦，都注重诗歌的韵律，致使音乐美成为诗歌审美的重要元素。然而审美标准会更迭变迁。它与时代审美风尚，与文学内在的焦虑和超越欲望，还与传媒革命带来的交流情境转变及作者创作指向关系密切，是文学场形成和变更的结果。
最先提出“文学场”这一术语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他打破主客对立的二元思维格局，在关系主义的视域中考察社会文化现象，提出场域、惯习和实践的概念，、构成和功能。布尔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又高度关联的现代社会里，整体社会结构可以看做是由一个具有“元场域”性质的社会大场域和多个具体小场域构成。这些具体小场域包括经济场、、法律场、新闻场，和科学场、教育场、宗教场，以及艺术场、文学场等等。一个场“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造( configuration)”，“这些位置的界定还取决于这些位置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2]。构型体现了各要素之间的占位分布情况，其根据是不同类型权力（或资本）在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权力资本既是场域中行动者的占位依据，也是它们的争夺对象。每个子场域一旦形成就会分享社会总场法则，但也相对独立，“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3]。
文学场就是一个“由影响文学作品之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种因素所构成的有机系统”，“它是文学活动得以进行的时空存在形式。”[4]这些要素包括了作者、读者、媒介集团、生产商、，它们都是参与场态运作的行动元。理想的文学场遵循“输者为赢”的法则，、经济甚至当前学术、艺术权威的距离，以独立的艺术姿态向现有文学制度开战。然而，文学场归属于社会总场，并与其他场域并置交错，是一个渗透了多种力量的动态时空结构。在商业运作的文学场中，读者是消费者，是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之手”，对新诗生产具有强大的操控力，也是作者、出版商等行动元争夺的对象。而读者和诗歌产生关联的桥梁是媒介。张邦卫指出，“文学的媒介至少有两层结构：一是如报刊、影视、因特网等物质性媒介；二是如语言这个精神性媒介。当语言在特定的社会中趋同、趋静时，那么，报刊、影视、因特网等物质性媒介将成为改造文学的‘动力之源’”[5]。这是因为媒介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桥梁作用，它是参与文学场运作并对文学生产产生重大影响的行动元。
1964年，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书面媒介引导了诉诸视觉的线性感知结构，视听媒介则开启视听和触觉的三维感知，它们都是人的局部器官的延伸，而电子媒介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调动人的总体感知。可见，“一切传播媒介都在彻底地改变着我们，它们对于私人生活、、经济、美学、心理、道德、伦理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如此普遍深入，以至我们的一切都与之接触，受其影响，为其改变”［６］。21世纪文学已然进入“媒介融合”的全媒体传播阶段。“除传统的纸媒、广播和电视以外，有了第四媒体即网络、第五媒体即手机等对诗歌的介入……过去由单一纸媒所提供的诗歌传播，如今可通过不同的媒体来提供。电视诗歌、网络诗歌、短信诗歌、博客诗歌、微博诗歌、多媒体诗歌等应时而生。”［７］早在2003年，袁进就认识到新科技改造并丰富了艺术传播方式，他指出近年来诗歌领域“特别引人瞩目的是网络诗”，包括“网络上发表的诗”和“网络上的诗”，即借助网络第二次发表的“平媒诗”；作为公共、公开、公平的大众传播媒体，网络给诗的传播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形成了 “平 媒 诗”和 “网 络 诗”共 生 的 新 诗 发 展 新 局 面，促 进 了 诗 歌 观 念 和 诗 体 的 更新［８］。网络就是自媒体形式。自媒体的强劲突入改变了文学生态场格局，纸媒虽仍占一席之地，但其霸权地位已大大削弱，读者更乐于借助自媒体进行文学阅读，作家也可以在自媒体平台获得创作效益和文学声誉。
（二）“自媒体”对新诗生态场的影响
“自媒体”概念由硅谷著名ＩＴ 专栏作家丹 · 吉尔默在 2002年率先提出，他于2003年撰文《下一时代的新闻：自媒体来临》，指出由于网络讨论区、博客等互联网新生事物风起云涌，许多对科技娴熟的受众，已经参与了新闻对话，成为整个新闻传播流程中重要且有影响力的一环，“We Media 将是未来的主流媒体”，并指出博客工具的存在会产生大量“草根发行人”和自主的信息传播者［１］。新闻如此，文学亦然。概言之，自媒体是以现代化、电子化手段向他人或群体传递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包括博客、官方贴吧、微博、论坛、微信等网络平台，又名“个人媒体”或“公民媒体”，每一个公民个体都具有参与阅读消费、制作生产、评价转载等权利，私人化、自主化、平民化、普泛化是其主要特征。需要交代的是，自媒体这一概念在国外诞生的时间是2002年，但中国国内较多使用的名词一直是“新媒体”“网络媒体”“电子媒介”等，内涵不尽相同但有交叉，最近几年又出现了“全媒体”和“媒介融合”的概念，用以描述传统媒介与新媒介共同承担传播功能的现状。周宪用“草根传媒”来指代这种和官方传媒同时存在的网络媒介：“‘草根传媒’又被学界称为‘私传媒’或‘自传媒’，即自愿在视频或论坛网站上提供信息的个人或组织”，具有显而易见的民间性；“从生产角度说，这些传媒主要分散在民间的不同地域或空间里，以网络或手机为主要的联系通道。草根传媒是网络和民间文化”［９］。
近年来，诗歌界开始明确使用舶来的“自媒体”概念，，还深刻意识到自媒体对传统文学格局的冲击。自媒体将诗歌传播和再生循环完全交给大众读者，读者成为自由无碍的传播者，从本质上改变了当下新诗存活的文学生态场，也使新诗生产密切关注审美风尚和读者趣味变迁。欧阳友权等学者对网络自媒体的特点做了较深入的分析。蒋登科就网络媒体对诗歌的影响做了具体研究，认为网络媒介“即时性、互动性、自由性、爆破性、拟性等特点，导致了网络写作在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发表传播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向传统的诗歌观念、诗歌写作方式提出了挑战”，他也认识到网络新诗因缺乏评价标准及第三方监督缺席，导致了诗歌经典可能性降低，写作难度和历史感、文化感弱化等局限［１０］。本文将研究对象的命名落实到“自媒体”，意欲强调其自由、自主等特质，也突显微信等手机终端新媒体的强劲加盟；将论文引入文学场和文学生产视域，更进一步强化商业化、同质化危机的降临，以及应对挑战的势在必行。新诗生态场的构成和功能描述极为复杂，自媒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网络自媒体加盟扩大了诗歌传播平台，拓展了读者群体。媒介是人的延伸，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和每时每刻。在大众闲暇时光被图像文化挤占的今天，文字阅读成为大部分读者在工作和娱乐间歇的奢侈或填补。中青年读者的主要园地已由纸本刊物转向互联网和更加便捷的微信。2015年３月，笔者对民间网络诗歌平台进行了田野调查，得到的信息是：2010年创办的“网络诗选”初始日访问量仅7000人次左右，到2014年最高可达6000至7000人次；“诗网络”工作人员对2015年３月24日13:48至25日13:48整２４小时跟踪核实，点击率1569次。据不完全统计，这种诗歌网络传播平台有成百上千家之多，各自旗下汇聚了大量会员，收藏、转载、回帖不计其数。可贵的是，有些官方老牌纸媒意识到游离于自媒体之外是一种自我封闭、远离读者乃至自绝后路的做法，积极摸索接轨社会、融入读者的办刊模式。《诗刊》为了强化传播效应，充分利用媒介融合的便利，深入网络发掘诗歌新人，推出“我来当编辑”“Ｅ 首诗”等博客选诗活动，不仅强化了网民的参与意识，也因别致的民间读诗点评给刊物注入了活力。尤其是在博客、微博发展态势走低而微信普及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微信“诗藏阁”“微信选诗”等电子平台建设，获得了大量诗歌爱好者青睐，诗歌阅读量不断回暖攀升。刊物还注重联系民间批评者，创设“双子星座”栏目，在推介新人的同时，将锐评、对话和质疑等现代阅读精神带入，敞开了诗歌的多重意义。这是应对自媒体的运营策略，客观上推进了新诗的传播，并在某种程度上对诗歌写作与读者审美具有批评、引领和启示作用。
一方面是网络成为诗歌传播的主阵地，诗歌阅读冲出了精英阶层的局限；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网络读诗改变了诗歌接受和写作的固有场态与气息，图像审美强行注入的特征和浅表趣味悄无声息地褫夺了读者的想象力和反思品性，商业传媒广泛传播的享乐精神和个人主义消解了理性、神性，失去精神皈依的现代人成为漂浮的肉身，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深度阅读的巨大障碍。当下阅读的碎片化语境不仅仅指时间的断裂，更指向读者价值追求和心理状态的破碎、浮躁，而海量信息时刻蚕食着读者的时间碎片，文字阅读必须与其他信息争夺读者眼球。自媒体带来了诗歌写作的繁荣，但也引导了与之相伴的审美浅表化、感官化、同质化局限，口语诗泛滥、下半身兴奋和唯美鸡汤盛行，成为当下新诗的重要表征，个性化书写成为稀缺品。
其二，自媒体修改了诗歌评价体系，影响了作者的诗写指向。读者具有多重身份，既是文本意义的具体实现者，也包括沟通作品和读者的文学批评者，以及行业成就认定者。自媒体传播将文学评价标准民间化、简单化，普通读者和行业专家的阅读点击都平等地成为可计算的影响因子，传统媒介场中行业评价的地位大打折扣。网络如海，，冲击力才是吸引读者的铁律。余秀华、笨水、张二棍、郑小琼等草根诗人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靠的就是他们来自生命现场的取材、角度、话语方式和诗歌气脉。这种个性是来自生命根部的疼痛，烙印着他们各不相同、无法取代的个体生命瘢痕，正如余秀华炽烈张狂的生命欲望，张二棍对生命悲凉的彻骨领悟，笨水来自广袤边陲的孤独体验，郑小琼对流水线上哑默生命的塑造。这些诗歌敛去了高大上的精神光环，却因其独有的生命在场感征服了读者。编辑眼光锐利，接轨网络并善于捕捉文化潮流中的审美兴奋点，为这些诗人举办朗诵会，特以“草根”为之命名。李少君认为，如果用“草根”来描述一种文化，一般是指非主流、非正统、自发、压抑不住的原创性这个概念［１］。而对草根的扶持，既体现了主流媒体审美导向上对民间立场和原创力的肯定，也满足了大众读者的网络造神想象。然而，要想在网络中有所成就，诗人必须善于在契合读者与确立自我、树立审美风向标之间做好平衡。没有个我生命质感的迎合之作，就只是一滩极易被遗忘的泡沫。而不顾审美风尚变迁和思维更新的固守，。
其三，自媒体的零门槛发行为草根诗写者提供了场域，但也潜藏着隐忧。即便受到诗坛热推的草根英雄们，也体现出审美技艺和诗写深度的有限。林莽在肯定“草根诗人”积极意义的同时指出，他们诗歌里存在着语言表达较单一、不够准确和缺少艺术性、分行和结构较混杂等问题；张杭将他们置入网络诗人中进行横向分析，认为余秀华的水平居于中等，即使最具学院写作气质的郑小琼，有些诗歌也还是“在意象和大词中滑来滑去，很多时候还是比较表面的一个平行移动”［１］。网络作者素质参差不齐、写作态度各有不同，个人情绪、瞬息智慧容易流于浅表，迎合网络读者兴趣和借助网络自我炒作的现象时有发生。自媒体的便捷自由和平民化指向淡化了诗歌走向公众的神圣感和严肃性，丢失了普世情怀和精神高度，致使大部分作品质量过低。诗歌推介圈子化、人情化和跟风阅读会造成某些诗歌备受推崇的假象，作者甚至可以借助媒介制造某种诗歌事件，而真正沉潜、厚重或安静的诗歌却被淹没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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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宪.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景观变迁[J].文艺研究,2010(7).
[10]蒋登科.网络时代：诗的机遇与挑战[J].文艺研究，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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