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热门排行 >何为媒体创业者?从记者到创业者的职业认同重构

何为媒体创业者?从记者到创业者的职业认同重构

2023-05-10 14:56:27

媒体创业叙事的兴起和流行,需要置于一个媒体边界流动性加强的语境下。媒体机构的内容生产把关权日益弱化,媒体人的身份边界也处于流动之中。本文作者通过对相关媒体创业文本的细读,探讨了媒体创业者如何重构职业认同,认为媒体创业者不是在新闻专业的意义上去定义媒体,而是在连接用户与内容消费的层面上来界定媒体。

 

(一)职业角色的转型:从单一到多元


1.角色定义的调整


首先,新的角色定义为迎接挑战和适应变化,在创业的未知旅程上成为探索者。“刺猬公社”2017年12月发布的年会邀约辞中,将主动迎接变化并探索内容生产新边界的“媒体人”定义为“新内容探索者”——他们“没有因茫然而不知所措”,没有“因麻木而随波逐流”,而是像探路的先知一样,“积极求索,主动探知各种可能”,“站立在变化的潮头上,身体力行地探索着当下内容变化和发展的可能性,拓展着内容的边界,创造出新的物种,丰富着社会对内容和内容生产者的认知”。(刺猬公社2017-12-11,《让让道,刺猬公社的年会来了!》)


尽管“新内容探索者”未必都指向创业媒体人,但却从探索者的角度赋予媒体创业者一种新的身份特征。


其次,创业者的角色定义更为多元,而传统媒体记者的角色是单一的。这在关于创业媒体人的新称呼中也可见一斑。传统意义上的记者在进入创业之后需要成为内容创业者、内容拓荒者、内容提供者、先行者、自媒体人、创始人,等等。以往单纯负责采写、编辑的新闻记者角色,转向了创业之后必须承当多重、交叉职责的角色,“要从单纯的记者、编辑向管理者、经营者等角色过渡、融合”。在“闹客邦”创始人栾春晖看来,离职媒体人参与的媒体创业正迎来从单一个体到集体性参与的新阶段:


从零星的行为,到今天集中式的离职创业,从曾经做一个具体项目,到今天做投资(徐诗和范卫锋)、做创业服务(“南友圈”),媒体人投入创业浪潮中的角色日益多元,日益显现系统化的特点。从单兵作战到集团作战,从个体户创业到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创业服务社群与新媒体投资基金),不断升级。


其三,从媒体与受众的关系而言,传统媒体时代是记者—受众关系,而初创媒体则将受众定义为“用户”、“粉丝”或业余内容提供者。不断有创业媒体人指出,参与创业之后,他们与用户的互动增强,其角色定义不再是单向的传播者,而是强化了互动、参与、社群关系维护等。例如,“大米和小米”创始人姜英爽表示:


在传统媒体中,做新闻不知道服务了谁,得不到直接的反馈。所以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方式的消亡是必然的。真正的新闻应该是互相反馈、信任、增进的,是读者和记者交互深入的过程,这些我在做自媒体的时候深深地感受到了。而且我现在面向的领域是垂直性的,我能直接感受到服务对象的心痛,感受到他们的快乐。(传媒狐2017-03-22,《雷文峰事件首曝者姜英爽:我用“南都血液”创业》)


最后,媒体人和媒体的定位也在改变,不再局限于单纯制作通俗的大众新闻,而是围绕着适合用户消费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向用户提供必要的知识(如教育、财经、健康、知识问答等)和服务。在“罗辑思维”的自我定位中,我们看到其定位从个人化的内容生产者走向了多元化的“知识服务商”:


罗辑思维早就不再是一场属于罗振宇个人的知识“脱口秀”,它已经是一家拥有得到APP、罗辑思维、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等产品的知识服务商。无论你喜欢与否,它都成为一面旗帜,引领着整个新媒体及内容行业摸索和变革的步伐。(新榜2017-12-26,《脱不花:罗辑思维的天花板在哪?》)


总之,初创媒体不仅仅是传统媒体的一种补充,而是更新对媒体的定义,同时也让媒体创业者跳出传统体制的框架。这带来了两种后果,一方面是媒体理念的革新,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初创媒体不再遵循媒体专业伦理。比如,创业新媒体的内容生产更为迎合用户需求,内容定位从思想启蒙转向了生产迎合粉丝的争议性文章。于是,一些自媒体创业者提出了用户至上的游戏规则,认为“做内容,关键要解决用户的七情六欲”,“在用户的有限时间里,谁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他的诉求,谁就是用户需要的内容形态”。


2.“商人”与务实主义者


角色的转型也带来对过往职业认同的调整,它既有发扬也有否定。尤其是,当创业媒体人为了维持创业项目的经济支撑而必须与资本打交道时,他们的角色定位不再是在内容生产与商业运营之间建立防火墙,相反,是要充分利用资本来促进初创媒体的存续与壮大。


首先,创业者肯定商业运作对初创媒体生存的重要性。媒体创业者作为商人的角色——兼顾内容生产、融资、推广、商业变现等多重角色因此得到强调。有创业者直言:“出来创业就是商人的身份,为团队找到生存之道,帮投资人赚钱,帮小伙伴们富裕,这是最大的情怀。”(刺猬公社2017-06-04,《创业3年失败两次,前南周首席评论员李铁这次想做一个真正的商人》)也有人感慨这种身份的转变,指出:“他们,敲键盘的文人,最终都变成了自己曾经报道过的商人。”(财经女记者部落2015-01-20,《主编大人都去创业:一个时代结束了》)这种身份的转变还意味着从理想主义者转向务实主义者,就像“十余年的时间里,经历坎坷与磨练,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记者变身为踏踏实实的创业者”。在对“央视创业邦”的描述中,罗振宇、马东等人就被当作典型:


与罗振宇类似,马东成了务实主义者。于是,你可以看到,他聪明地在《奇葩说》里玩花式口播广告,同时讨好广告主和观众,也会在许知远的《十三邀》里笃定地与年轻人站在一起,避而不谈这个时代的焦虑和不安,毫不避讳自己的商人身份——这些,恰恰都是年轻人喜欢的,而后者是米未传媒最重要的受众。从这个维度上看,马东已经顺利完成了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转变。(首席人物观2017-10-09,《央视创业邦沉浮录》)


在这里,“媒体人”与“创业者”的角色预期和行为逻辑是存在差异的,“媒体人”可能对“商人的身份”羞于启齿,不“讨好广告主和观众”,要“谈论这个时代的焦虑和不安”,而“创业者”则要求成为务实主义者,要在商业、资本、受众之中游刃有余。


其次,他们从创业者本位的伦理出发,认为商业与资本运作并不必然与内容生产矛盾,关键在于平衡。在《南方都市报》原执行总编、百神传媒创始人庄慎之看来,商业与内容生产之间并不天然对抗,而商业的运作是回馈资本投资的必然要求:


我不是一个纯内容的原教旨主义者,不像一些传统的报人那样特别理想主义,天然觉得商业会对内容造成伤害,在商业和内容之间要砌一道墙。现在做内容,采编经营很难完全分得开,主要在于决策者拿捏的尺度……我还是知道柴米油盐贵的。人家要投钱进来,也不是给你成就梦想的,你得呈现出未来盈利的可能性,就算这个东西不盈利,但如果能够树立品牌,在其他方面带来效应的话,也行。(刺猬公社2017-04-24,《“庄子”一去不复返,一头扎向自媒体》)


可见,“商人”作为一个在传统媒体时代与“记者”相对立的称呼,现在成为创业媒体人所要承担的一种重要角色。通过商业的运作维持初创媒体的生存与发展,被当作一个既符合创业伦理,又能证明转型创业成功的标志。


(二)内部创业vs新媒体创业


创业叙事常常涉及对媒体人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描述,通过时间秩序上的勾连,创业者的职业认同也被赋予了历史语境。不同的叙事主体也对这一时间秩序上的不同阶段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总的来说,传统媒体叙事倾向于强化媒体创业者过去的职业经历,突出传统媒体对他们的职业训练所产生的影响;而媒体人则倾向于陈述传统媒体机制的弊病,将自身的创业视为个体的能动性对科层结构的不满。


1.传统媒体视角的叙事:传统媒体经历成创业法宝


立足于传统媒体转型视角的媒体叙事将媒体人创业视为传统媒体职业经历的延伸。在《南方传媒研究》关于媒体创业的专题中,《编者按》指出:


他们曾经都是传统媒体记者,都在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共事。由于各种原因,他们走上创业之路,并且获得成功。他们还有这样的共性:当年作为报纸记者,表现都很优秀,硕果累累,实现了新闻理想;试水传统媒体人的转型,方向路径明确,得施所长,少走了许多弯路……他们善于在生活中发现需求,并且尽快地满足需求。他们的故事还告诉人们,成功的根本与其曾经从事的报纸新闻工作、与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有很大关系……


在《南方日报》的描述中,曾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的王玉德“辞职创业是考虑已久的选择”,其所以创办财经新媒体是从基于在纸媒的经验积累:


“无冕财经”并不是王玉德第一次创业……在《南方都市报》任职期间,王玉德发起创办过多个商业项目,如“南都总裁读书会”等……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这些尝试并没有达到王玉德的理想状态,但这些项目却给他积累了在采编岗位上很难得到的经验,以及给了他最终出走创业的把握和决心。(《南方日报》2015-11-16,《传统媒体从业经历成创业法宝》)


对传统纸媒来说,媒体人走出体制创业并不能说明传统媒体体制存在问题,反而证明了传统媒体经历对媒体创业的重要性:传统媒体工作的经历使他们发现了新媒体创业的机会,积累了社会资本进入新的领域。


2.创业者视角的叙事: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


从媒体创业者的视角来看,属于传统媒体的内部创业被视为传统科层体制下的“困兽犹斗”,是媒体创业的“他者”。通过确立这个他者,媒体创业叙事突出了具有个体化色彩的媒体创业的机遇和空间。


媒体内部创业被谈论的第一种场景是创业媒体人曾经在体制内试图尝试创业的经历。一个常见的情节是:创业媒体人亲历、参与了新闻业的“黄金时代”,并且尝试在媒体巨变时期推进内部创业创新实践,然而往往都因受到多种限制而难以如愿,于是选择走出体制进行媒体创业。例如,一位都市报的原副总编这样描述自己的体制内创业经历:


“在传统媒体中,我经历过纸媒的黄金时代,也看到它在最后的十年慢慢下滑”,谈到自己跳出传统媒体,开始创业的原因时,苟骅这么告诉界面记者。在探索媒体转型的过程中,苟骅不仅尝试推进媒体自身的互联网化,也希望能够带动媒体人内部的创业孵化,然而他发现,他的尝试往往会受到诸多掣肘,无法突破。在多年的努力未果后,苟骅终于选择跳出体制。(界面2016-08-13,《从资深媒体人到新晋创业者 苟骅想搭建一个“自媒体人的Uber平台”》)


创业叙事一方面对传统媒体内部创业持否定论,另一方面通过创业者的职业经历完成对媒体创业精神的召唤,从而建立这样一种连贯的职业经验:创业者的创业精神不变,媒体创业是对内部创业的扬弃。在辞职创业的自述中,央视新闻频道原调查记者武卿这样说:


“创业”之于央视,不陌生,也不遥远。十三年前央视吸引我的,就是它内部的创业氛围——那种创业的热火和对社会的冷静凝视所交织而成的魅力之于我,就如同延安之于当年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革命小青年。创业没有失败。创业者永远不死,理想永不凋零。(卿谈2015-09-14,《武卿:告别〈焦点访谈〉我创业了 临了有些真话想说》)


媒体内部创业被谈论的第二种场景涉及传统媒体机构的创新体制问题,诸如产权与激励机制不清晰、协调机制不灵活、内部创业前景不明等等。在一位转型新媒体风投基金合伙人的叙述中,内部创业的机制无法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也就“无法解决媒体机构的未来出路问题”:


既然是创业,说明利益主体已经有分歧了;又叫内部,说明还是在旧机构的土壤上。当他需要其他“相关部门”配合、支持的时候,凭什么这些部门会比原来更加热情……作为创业团队,当需要各种来自后方、兄弟部队的支持时,如果需要不断地沟通、协调、配合、平衡,创业团队的竞争力就会大打折扣。(高樟会2014-11-13,《媒体人创业的黄金五年来了》)


对媒体内部创业的叙事还用上了“如蚍蜉撼大树,收效甚微”、“所有的想象空间和尝试似乎已触及天花板”、“如果不突破瓶颈,不可能再有新作为”等语句。总之,内部创业被脸谱化地展现为:内部创业是不可能的任务。


尽管如此,仍然在专业新闻业内坚守的媒体人则继续认定媒体创业应当在机构层面上取得进展才能为传媒业带来真正的出路。以胡舒立为代表的专业媒体人指出,当前的媒体创业机会是个体化的,并未形成机构层面的制度实践:


转型从个体开始,形成创业潮。……但我想提醒,就目前所看到的商业机会而言,应当说这些新媒体形式,只属于单个新闻工作者的转型窗口,并没有为新闻机构的转型,给出解决方案。而做大事,做新闻的大事业,是要靠机构、靠公司的。


换言之,不同于创业者们宣称媒体创业的颠覆性力量,新闻业的坚守者们仍然坚持基于大机构生产的新闻业的主导地位,将个体化的初创媒体视为其补充。


总之,媒体创业叙事在涉及媒体人的过往职业经历时,产生了两种不同面向的评价:传统媒体机构的叙事淡化了内部创业所受到的体制束缚,但突出了创业者在传统媒体机构内获得的职业经验与方法论对体制外创业的正面意义;而媒体创业者则突出创业型的个体如何受限于不合时宜的组织机制;同时,他们在抽象层次上将个人的创业经历视为连贯的选择,既肯定了自己的内部创业经历,也为当下的媒体创业赋予更多的意义。创业者对传统新闻业经历的双重态度,反映出他们在对过去的继承与区隔中面临着职业认同的调整与重构。


3.“理想”的再诠释与“媒体”的再定义


在媒体创业叙事中,媒体人之所以离开体制,是由于不能再实现职业理想,而创业则为实现职业理想创造了新的机会与可能。“理想”和“媒体”在创业叙事中都得到了重新诠释。在《中国记者》对小猪短租副总裁潘采夫的报道中,潘将媒体工作和创业视为殊途同归之事:


老潘说,在这时,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理想。这个价值理想与他还是一个媒体人时的信念没什么不同。更确切地说,他成功地把自己的价值观、把自己推动社会进步的新闻情怀注入到了新创的企业和独创的项目,并借助新媒体和商业的力量实现了更大程度的传播和推广……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体泛化的时代……潘采夫说,像小猪短租这样的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媒体平台,因为它是生产故事的……成了一个各种故事的“发生器”。


在这里,“媒体”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拓展,只要涉及故事的生产和传播,就可以视为与媒体挂钩。简而言之,“媒体的定义从内容走向了更宽泛的以传递知识为目的的创业,跨越金融、健康、法律甚至更多行业中”。(传媒梦工厂2017-01-09,《“想象重生”2016中国新媒体创业大赛圆满收官》)这些细分领域的创业,都被冠之以“内容创业”的名号,构成了新的“内容为王”。


而“理想”也给创业项目起到了加冕和升华的作用,令人看到创业者是在以昔日“推动社会进步”的理念投入创业。甚至于,离开媒体核心的创业比过往的媒体工作创造了更大的社会价值。比如,有创业者直言,“一篇报道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产品则可能改变无数人的生活行为习惯”,以及“用新技术、移动互联网将新闻之外的有趣的内容,传递给那些需要精致阅读和讨论的用户,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吗?不也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服务社会吗”?可以说,“理想”在这些叙事中被抽象化为一种泛指实现自身价值与创造一定社会价值的职业价值观。在新媒体创业中提出的为用户利益着想、满足用户的需求、为垂直细分受众群体服务等做法,都被打上了服务公众、促进社会改变的象征符号。某种程度上,“理想”的叙事隐含了一种悖论:对新闻业核心的逃离反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曾经的“理想”。


(三)创业偶像、失范者与专业主义


关于什么样的媒体创业者和媒体初创项目构成媒体创业的角色模范,并未在现有的媒体创业叙事中取得共识。但那些被频繁引述的初创媒体项目及媒体创业者往往在创业项目融资或估值、商业变现模式(如知识付费、内容电商、社群经济)、营业收入、内容阅读量(10万+)、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具有不凡的表现。:


成功者引人注目。罗振宇的“罗辑思维”与马东的“奇葩说”,估值已远超10亿元,成为创业者的标杆;从前媒体人成长为“网红”的咪蒙,新书4小时内预售出5万多本;去年年底,王玉德的“无冕财经”也完成了第一轮数百万元的天使投资。


作为媒体创业中的重要力量,有影响力的创业媒体、风投资本机构、内容平台媒体(如微信、今日头条、百度百家号、网易号等)举办的各种年度大会、颁奖礼等行业仪式和激励计划通过遴选、彰显其认可的媒体创业项目,也在塑造新媒体创业的偶像。


另一方面,初创媒体中也出现了有违传统媒体伦理的现象和创业者,凸显了这一新兴现象的繁荣表象之下的失范。它们至少涉及内容创业中这样一些引发争议的表现:缺乏查证,观点多于事实,抄袭,煽情迎合粉丝等。于是,在商业变现和阅读量上表现非凡的“示范者”也成为争议性的“失范者”,显示了两者之间界限的流动性。《南方都市报》原编辑马凌创办的“咪蒙”就成为一个常常引发争议的典型。“GQ中国”的一篇文章指出,它“是2016年上升速度最快的微信公众号,积累了800万粉丝,持续生产爆文,从《致贱人》、《致low逼》到《永远爱国,永远热泪盈眶》,。但它深受广告主的追捧,广告报价在公开数据中占首位”。文章继续勾勒马凌的职业经历和变化的媒体生态,指出:


咪蒙因新闻理想的感召去了南方系,在《南方都市报》工作过12年,经历了纸媒的黄金时代。当她转型为自媒体人,却被看做是与理想主义的背离。……新的平台产生,就有新的代表人物产生。咪蒙的故事不仅是媒体人的职业转型,也是媒介迭代的结果。媒介与内容并非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它塑造了内容,并影响着我们感受、认知世界的方式。(GQ中国2017-03-13,《咪蒙:网红,病人,潮水的一种方向》)


在这里,“南方系”纸媒是作为新闻理想的象征,它们曾经的“黄金时代”在媒体平台更迭之下已被契合社交媒体消费习惯的新潮流引领者所取代,而“咪蒙”创始人作为曾经的一员则被当作对“理想主义的背离”。新环境下的记者已不再是精英时代引领“读者”、塑造内容品位的主导者,而是被社交媒体平台所影响、塑造,内容创业者仿佛只能依顺新的时代潮流。这无疑是在反映新的时代语境下理想与专业主义的反讽:背离了理想与专业主义,却收获了巨大的阅读量与商业的成功。


与此同时,一些媒体创业者仍坚持要用专业主义来区分初创媒体专业与否、好与不好的标准。在“无冕财经”的招聘启事中,他们打出了“专业主义,内容为王”的旗帜,对自媒体领域专业主义的阙如表示了失望与不屑:


鲜少有人将新媒体与专业主义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更多的新媒体宁愿将自己与百万粉丝、十万+阅读关联,或者直接跟娱乐八卦绑定。……回头看新媒体崛起这几年,抄袭、洗稿、刷量、诉讼、乱象迭生……只有流量信仰、没了专业主义信仰和专业制作能力的新媒体,就像脱了缰的野马、出了轨的列车。(无冕财经2017-09-18,《听从专业主义的召唤,加入无冕财经吧!》)


可以看出,他们将自媒体出现的乱象归因于专业主义的缺失,同时,他们坚信“在传统媒体的整体衰落中、在新媒体的一片混乱中,专业主义终将胜利”。在“大米和小米”创始人、前《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记者姜英爽的自述中,专业主义是其新媒体项目获得成功的基础:“客观、中立、敏锐的新闻专业主义基因和符合公共群体利益,这才是‘大米和小米’能够迅速成长并无法被抄袭和复制的根源。”_在这个意义上,专业主义构成了标榜专业、得体的初创媒体区别于业余、脱轨的其他新媒体的叙事资源。


创业叙事中专业主义出场的另一种场景是媒体创业者们试图以此来建立自媒体写作的职业规范。2016年11月9日,以南友圈、自媒社等100多家发起机构为代表的自媒体社群联合发布了《自媒体内容创业人公约》,指出:


基于媒体人的专业背景和行业规范制定,并将那些经过国内外媒体行业长期检验的传播原则应用到自媒体领域,旨在提升自媒社以及自媒体内容创业人的品牌美誉度,激励媒体人积极参与内容创业,同时坚守媒体从业者应遵循的基本价值观和原则底线,包括但不限于真实、客观、理性生产原创内容,传播公共资讯,表达个人观点。(自媒社2016-11-09,《〈自媒体内容创业人公约〉今天发布,全文在这里!》)


一方面,公约的出现正反映了专业伦理规范在内容创业领域的缺失;另一方面,从传统媒体走出的创业者们正力图将客观、真实、原创、理性等义理移植到自媒体领域,同时又不讳言个人观点的表达。如此一来,媒体专业义理在这里是经过修剪、调适的。总而言之,专业主义作为叙事资源主要是在新媒体发生争议性现象时才得到凸显,在一般情况下,它并不成为讲述媒体创业故事的核心资源。


(本文摘自陈楚洁:《“从前有一个记者,后来他去创业了”——媒体创业叙事与创业者认同建构》,阅读原文及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新闻记者》2018年第3期)


在这里,读懂转型中的中国新闻业

在这里,探讨新闻业的未来

在这里,进行深入而严肃的思考

在这里,关心新闻人自己的命运!





订阅《新闻记者》其实很方便——


您可以在邮局订阅,邮发代号:4-371,全年定价144元。


您也可以通过编辑部直接订阅,享受优惠价。订阅办法私信微信、微博小编,或电话021-62791234转324。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