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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冬莲:一位媒体人眼中的故乡变迁

2023-05-10 14:56:27


这些年来,“回乡体“逐渐成为我们年后最先关注的话题。关注农村,关心故土,从最开始的无意、随意变得更加主动、认真了起来。不断达成共识的是,这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化、城镇化社会的裂变时期。


媒体人汪冬莲在《满川田纪事》中,以故乡安徽省歙县满川田村为样本,选取有代表性的三四十户农家,采用解剖麻雀的方式,反映近四十年来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脉络和生存现状。今天就一起来看看这本书中的一节《风俗的传承与遗失:时代前进的一体两面》。



上世纪90年代,谁要是在老家操着一口普通话,是要被当成笑料遭到鄙视的。

因为在家乡不说家乡话而说官话,是忘本的表现。



以人们生活的衣食住行用论,有太多的传统习俗在社会进步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中消失甚至失传。


早些年,在农村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不得闲的说法。这个说法并不夸张。对妇女来说,家人身上穿的、脚下踩的,都要靠自己双手缝制出来。紧张的时候,农村妇女不仅白天不得闲,还经常需要熬夜赶制,称之为“做夜作”。单就一家数口冬夏所穿的布鞋,就够妇女们忙乎的了。从种植苎麻开始的制鞋原料的准备,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的典型写照。苎麻长成熟以后,收割剥去外皮,割出苎麻丝,经过晒干搓煮,得到白色鞋绳,这才有了做鞋的材料。有了鞋绳,只能算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距离制作出成品布鞋,还需要能干的农妇日日捧着鞋底一针一线密密缝上多少个白天和黑夜。


衣服虽然不像布鞋这样可以轻易由主妇缝制,不过同样是请了乡间裁缝来家里制作,绝无购买体面又时髦的成品衣的可能。如今已经没有人家请裁缝来家里给大人小孩做过年穿的新衣了,也几乎没有人穿自制的布鞋。这些传统的消失倒是解放了农村妇女,“做夜作”这种日夜辛劳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随着这种解放,农村里的年轻女性慢慢丧失了操持缝缝补补针线活的技能。如今的农村妇女,劳作上虽然脱不了日晒雨淋的辛劳,居家生活却跟城里人没有太大差别,除了打理一天三餐饭,好多人家连猪、鸡都不养。比起以前缝制一家老小的单鞋棉鞋、缝补旧衣,为两三头猪割草喂食、喂鸡喂鸭等繁琐家务事,现今的农村妇女真称得上解放了。



饮食方面也有传统在遗失。


小时候,家家户户到了夏季,便要晒由蚕豆制成的豆瓣酱(土酱)。邻居们都把盛酱的瓦泥盆捧到生产队空着的野菜池(供冬季储存猪吃的番薯藤等猪草用)上面,晒上半个多月。因为不能淋上雨,所以那段时间孩子们有一项任务,就是务必在下雨之前将自家的酱盆盖上箬笠,否则让雨一淋,整盆豆瓣酱就要坏了。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人们几乎没有打酱油的奢侈习惯,做菜需放酱的时候就舀上一勺土酱。鲜美的味道也不是商店售卖的生抽、老抽可以媲美的。土酱的制作在农家生活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以为家中种植蚕豆就是为了做酱(事实也几乎是如此)。蚕豆是这样一种蔬菜,它的嫩豆可以炒着当菜吃,但如果长得太老的话,只能拿来像花生一样炒着吃。炒蚕豆远远没有炒花生美味,嫩蚕豆农家又很少摘了做菜吃(大人们的潜意识里,似乎有摘了尚未长成的嫩豆当菜吃过于奢侈的想法),这便让孩子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家里种蚕豆只是为了晒土酱。如今好多人家都不晒酱改买酱油了,不知还有没有人家种蚕豆了?


餐具也与时俱进了。在七八十年代以前,农家孩子享有一种“特殊”的待遇,便是在能够端稳、端好吃饭的碗以前,一般不能用正规的饭碗。人民公社时代,大家都只挣工分,平时几乎没有现金收入,荷包扁得很。打碎一只碗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家庭事故”。因此,几岁大的孩子,往往使用以粗壮的竹子临近竹节处横锯而成的竹碗。这种碗隔热性比瓷碗还好,不易烫手,既经济耐用又非常实用,正好供小儿学习使用。



住的方面,更是有了颠覆性改变。因为经济的制约,2000年以前,满川田村新建房子不多。一个生产队几年也没有一处新房。记得2000年前后春节回家,正赶上小姨家的大表哥建新房。当时盖房花了三万多元,在大家看来已经是笔天文数字了。2006年以后,村里的新房慢慢多了起来。原因是自2005年底开始的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给予补贴,推动了农民的建房热情。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劳动力工资的快速上涨,外出打工人员每年都能攒些钱,经济状况的好转让大家对建房向往了起来。这与十几年前完全两样。


在我们的父辈那一代,农民家庭要建栋新房,是一个特别耗时费力的工程,可以当做毕生的事业来追求。多年前就要为这一浩大工程的开工做种种准备:各种木料,各色石料,预先替邻居家干活以便建房时换工,经济上更是要精打细算,一个家庭可能因为要做这件大事而多年处于节衣缩食状态……大家庭的家长,这样计划半辈子后,才会在某一年的下半年,当地里的农活都收拾得差不多以后,开始央人帮忙建房。因为经济上、时间上以及材料上的种种制约,房子一般也不会当年建成,总要花个两三年,才能将房子从里到外粉刷收拾干净。如今建房,要简单快速得多。用一句流行语来说,便是只要钱不是问题,一切都没有问题。起建房子,也不用像父辈那样殚精竭虑未雨绸缪多少年,只要有钱,哪怕上半年决定建房,下半年花个三五个月就能建好粉刷完毕。一切由钱说了算。不想操劳过多的人家,还可以将工程包给施工队,等房子建好验收即可。



出行方面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原来外出,除了搭乘县公交公司的客车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还记得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想要坐一坐机动车,便搭上了一辆去往县城的拖拉机。那时通往县城的公路正在开辟,机动车还是稀罕物,客车、小轿车包括后来在农村非常时兴的小四轮还很少见,拖拉机相对而言已经是能够满足“坐车”愿望的最好工具了。我在大运里村头搭上了前往县城的拖拉机,乘坐(其实是站着,因为拖拉机只有很小的一方拖斗可以站人,无法就座)拖拉机来到位于山外近二十里的姐姐家。在姐姐家吃过午饭后,步行两个小时回家,其中有好几里是陡峭的爬山小道。如今,村村都通了公路,外出已经很少步行,出行工具以小轿车、摩托车为主,以至春节期间狭窄的乡间小路、村中小街上,经常发生堵车会车现象。从前那种从一个村花一天时间走到另一个村的迟缓刻板,再也没有了。据说,2015年春节,看一个农民工在外是否成功,标准是能否开着车回家过年。对那些好些年没回家的人来说,他再次回家,证明自己在外面混得不错的最好方式就是开车回家。


衣食住行而外,日常用品的制作也在逐渐失去“自给自足”的特色,代之以购买成品或工业化产品。桌椅板凳不用说了,倘或无建房这样的大建设,农家现在也很少请木匠来家打制古朴笨拙的家具,只去集市上买现成货。如果当家的喜欢赶时髦,或家里有年轻人要办喜事,家中一应家私零碎几乎完全按照城里人的标准配置,沙发椅折叠椅都出现了。原来家家须得备几只小竹椅、小木凳供大大小小的孩子使用,现今随着孩子减少,也很少有了。秋冬垫在竹椅上的稻草垫、用麦秸编织的草帽、用芦草和竹枝编扎的扫帚……这些在七八十年代的满川田最常见的家庭物品,随着90年代中期开始的人员外流,风尚渐进,而在大多数家庭中不知不觉、无声无息地消失不见了。



方言在一部分新生儿童中的消失,则更是让人心生感叹


据说在上海,从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上海人不会讲上海话的现象。一些90年代以后出生的上海孩子,视上海话为外语,终至本地方言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


徽州方言(徽语)如今在古徽州的境遇,一点不比上海话在上海的遭遇强。


徽州方言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地方语言。它的发音是如此别具一格,以至上学的时候其他地方的同学纷纷觉得徽语像“鬼子(日本人)说话”。典型的发音便是表达“我不知道”,在徽州话中说的是“俺不晓得”,可是发出来的音却有点像英语的“ABCD”,这是徽州话发音的特色代表。专家们一般认为,徽州话是古代吴越语系的一个分支,但也有学者倾向于将徽语划归到吴语里去。由于徽州话保留了很多的古音,和北方官话差别很大。


徽州各县甚至各乡所使用的方言,发音差异也很大。明朝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徽州府志》称,“六邑之语不能相通”。:“在我研究过的几种方言里,徽州话算是够复杂的了。”他还说:“在我没到达徽州之前,我总觉得各乡各县之间的差别只是声调的高低罢了,但是实际的现象,非但县与县之间是截然相反的两个发音,就是一个县里各乡的音有时候也非分成两个系统不可。”以笔者的家乡歙县为例,它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乡村,方言的发音区别之大,到了难以正常沟通的程度。一个东乡人,要想听懂一个南乡人讲话,其难度并不比一个英语过了四级的大学生,。


这样极具地域特色和人文魅力的方言,也有着被普通话侵蚀消融的隐忧。这个问题以前并不明显。上世纪90年代,谁要是在老家操着一口普通话,是要被当成笑料遭到鄙视的。因为在家乡不说家乡话而说官话,是忘本的表现。笔者有一个从小一起玩大的小伙伴,后来外出当兵。某年回乡探亲,舌头一时没有转过来,拽了几句普通话,被村里人当做谈资议论了好几年。十几年后,风气大变。随着外流人口日益增多,好多在外出生、成长的村人后代从学说话开始便只会说普通话,上述那种自觉维护民粹的风气没有了。自小操惯了方言的老乡感慨道,徽语应该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方言土语的日渐消失,究竟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是好事还是坏事?估计在民俗专家眼中,这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而在当事人眼中,这些根本不是事儿,说不定还为自己的后代脱离了“土气”的方言而暗自庆幸呢。在很多人看来,那些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的东西,既然是非物质的,根本就没有价值。正因为如此,网上关于不会说上海话的上海人是不是上海人的争论,才会非常激烈。



老建筑、老传统、老风土、老人情……这些有形与无形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属于乡村文明一部分的东西,如今已渐行渐远。生活方式、家居模式的点滴改变,传统与风俗的渐行渐变,侵蚀着古老乡村的文明“基因”,改变着有着悠久历史的广袤的中华大地。

除了传统的遗失和风俗的改变,山川与河流也在人事变迁中变化着容颜。


今天的满川田,人员外迁,农事萎靡,流失的不仅是人口,敷衍的也不仅是农事,还有水土流失,河流改道。耕地包产到户后,山林同样分到了各家各户。曾经封山育林、由大队和生产队统一管理的山林,被分到农户后,自然地由农户自己管理,砍伐由此多了起来。山林植被受损后,水土流失随即出现。加上分田到户后,需要集众人之力整治的事情,已经无人、无力量组织,八九十年代一度盛行的小流域治理,后来再也没人提起。河床慢慢抬高,昔日水流潺潺的小河,如今沙石遍布河滩,很多河段,干涸得几乎不见水。这样的河流,已经称不上是河,只能称作是一片水流时隐时现的河谷地。



《满川田纪事:乡土中国的农民群像》

ISBN:9787300228280

定价:35.00


幸运的是,在农村几乎要迷失在中国阔步向前进的道路上时,在“三农”问题面临攻坚的关键时刻,新一届领导集体关注到了农村,关注到了“三农”问题。,不少曾是下乡知青,曾经当过农民,做过村干部。当他们规划农村发展,面临“三农”问题的时候,他们心里是有底气的。因为三四十年前,他们自己就是农民当中的一员,是村干部当中的一分子。对农村存在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我相信他们心里有一本账。



作者简介


汪冬莲,,、人民日报社工作,曾任人民日报社主管、人民网主办的内参《网络舆情》执行主编、副总编,人民网资讯部副主任,人民网所属子公司人民在线总编助理。足迹遍布东部、中部及西部十几个省区市,深入农村实地调研耕地保护和土地流转等问题。发表过大量优秀的新闻及评论作品,例如《阜阳,宅基地革命》、《这里没有空心村》、、《官员上网: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参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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