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红军长征，几乎是靠战斗一路打过来的，每支部队都承担了极其艰巨的战斗任务，这支英雄的红军队伍，突破四道封锁线、一路上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首夺天险娄山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探路、攻克天险腊子口，为突破敌军封锁线立下了汗马功劳。每个师、每个团、每个营、连甚至每个班、每个战士都值得我们后辈敬仰。其中有一个团多次在危急关头挽救红军。
这个团就是红1军团第1师第1团，这个团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被人尊称为“老虎团”，特别著名的是飞夺泸定桥，这个团夜行昼伏，隐蔽地穿越大凉山，向安顺场渡口前进，在全军由安顺场渡河无望时，他们飞夺泸定桥，挽救了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厄运。
红1团是秋收起义部队老底子，红军长征的时候团长是杨得志，长征途中直担任右翼开路任务。1935年1月，红军被数量众多的敌军压迫到乌江边，红1团突破乌江天险，使红军绝处逢生。5月份又强渡大渡河，为红军在大渡河上夺取了一个重要渡口。建国后，杨得志被授予上将军衔。
今天，我们介绍一位曾经在团长杨得志手下任营长的人，由于名字更换，还有后来负伤转业到了老家，退伍证件被盗，加上战乱等多种原因叠加一起，最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在老家成为一位农民。当然，建国之后，经过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帮助，终于恢复老红军待遇，但他一生历经的坎坷经历，的确令人嘘唏。
他名叫侯礼祥，1912年出生于湖北江陵县熊河镇侯垱村，熊河是长江荆江段北岸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小镇，因“熊家河”而得名。侯礼祥的老家侯家台，是个“水袋子”的低湖地区，因此，念了四年私塾后，十二三岁的时候，他父母双亡，少年时期便来到古城荆州谋生，自认为念过几年书，算是小知识分子了，可以在城里找一份事情做，结果，因个头并不太高，营养不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事情，到是被一位同伴带他到汉口参军。
后来，经过辗转来到江西，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程，那个时候，红军队伍正好扩编，侯礼祥被地方干部送到了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二营五连当兵，参加了红军，登记注册的时候，人家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很快答道“礼祥”，因为老家人全都姓侯，从小到大叫他都是只呼名而不叫姓，于是，登记成了“李祥”，对此，侯礼祥曾有过解释，到后来则习以为常，所以在红军队伍中，他的名字一直是“李祥”。
参加红军之后，由于侯礼祥人很机灵，作战勇敢，加上曾经读过四年的书，在红军队伍中可以算是能说会算的秀才了。那些年，红军多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有文化知识的人非常容易得到重用，没有多久，他就入了党，提了干，后被编入红一方面军一师一团一营一连，由一名普通的士兵，一步一个台阶地提拔到班长、排长、连长。
到了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侯礼祥已经成为团长杨得志手下的一名营长。他所在的队伍是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可以说，当时的作用相当于子弹上的弹头，刺刀上的刀尖。长征队伍所过之处，必有侯礼祥的足迹与标记。先遣部队是危险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侯礼祥必须为大部队的到来铺平道路。
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侯礼祥曾经五次负伤，其中两次最为严重。一次是攻打四川的小河，颈部被子弹打穿。一次是攻打陕西的甘泉，右大腿骨几乎被打断。但他自己庆幸的是，每次负伤都能化险为夷，恢复很快，得以成为革命的幸存者，终于走完了长征之路，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侯礼祥奉命在瓦窑堡后方医院养病。痊愈后，侯礼祥被提拔为红一师十三团团长。他的老首长杨得志也从此离开一师，调任二师师长。打这以后，侯礼祥离开了杨得志，又在新任师长陈赓、政委杨勇的领导下工作。随后，他八路军总部警备第一团担任副团长。
1939年初，因伤势严重，应本人要求和组织安排回到后方，年底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组织安排他回老家江陵，从延安到江陵，侯礼祥虽然不算衣锦还乡，但也该是荣归故里了，毕竟他是红军团长啊。然而，那个时候，他的老家是在日本鬼子统治下的白区，他这红军团长的身份一丁点儿也炫耀不得的。
侯礼祥外出闯荡十多年，依旧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穷乡僻壤，虽然老家里满眼都是姓侯的，细看再无血亲人，他只得投靠一个叫侯运才的本家叔叔，并住到了他的家里。当年八九月间，他娶了一个名叫杨绪儿的农家女子为妻。婚后，他搬出叔叔的家，租了堂兄侯礼太的一间瓦房安身。
这个时候， 侯礼祥把从延安带回来的一切光彩夺目的身份证明，军官证、退伍证、残废军人证，红区白区之间来往的护照之类，全都用厚厚的草纸捆好，放在那只从延安带回来的心爱的皮箱里。然后再将皮箱偷偷地放在床铺底下，并巧妙地掩藏好，开始了他的在老家种田生涯，在家里等待机会东山再起，直到革命胜利那一天。
侯礼祥想等待，别人却不让你，就在此后不久，他埋在家里隐蔽地方的那宝贝皮箱给小偷挖走了，原来，他打算保存好所有证件，休整生息，等伤势彻底好后东山再起，或重新去找部队，或争取在地方上当个地下党的领导干部。没想到，一夜之间，自己上十年挣来的一切光彩夺目的标记竟然一扫而光。他想，从今以后自己恐怕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人了。
从此，侯礼祥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像驴拉磨一样，转了一个圈子，又转回侯家台。他依旧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依旧靠租用人家的房子度日营生。侯礼祥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除了种田，还学一门蔑匠手艺，常常编些筲箕、竹篮出售，以补充家里的经济来源。
树欲静而风不止。后来，侯礼祥因为没有了任何证明身份的证件，在那重证据的年代，他的历史问题无法澄清，便成为专政对象。无奈之下，侯礼祥想起了自己的老上级、老战友。
1974年4月中旬，杨得志来到武汉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他沿鄂北到鄂西视察“三线建设”，然后从鄂西转到荆州，终于把侯礼祥老红军待遇的事情得以圆满解决，并亲笔为侯礼祥写身份证明材料：我任中国工农红军一团团长时，侯礼祥同志任过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后我调离红一团到红二师任师长时，侯礼祥同志当过红十三团团长。
至此，曾经的红军团长侯礼祥，终于落实了红军与残废军人待遇，他的 名声一下子扶摇直上。先是荆州地区和江陵县的新闻单位接踵而至，争相报道。或专访，或连载，随着新闻效应的扩大，相关单位纷纷慕名相邀，特别是教育单位，都来请侯老去给孩子们作无产阶级革命传统教育。到了学校，侯老往主席台一坐，孩子们将红领巾往他脖子上一戴，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和“过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就滔滔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