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泉，文艺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符号学、比较文学与文艺学研究。
在全球化高速发展、多元传媒技术日益渗透现代生活各个层面的电子时代，传统比较文学理论并没有站在时代前沿，从学理层面对新出现的文学生成与传播现象、文学创作与接受中出现的新问题给予充分且有效的学理解释与理论支持。跨文化符号学以跨学科与跨文化的理性认知结构为基础，从文化符号的表意与传播之维探寻新传媒时代新型文学的意义生成与传播机制，以此确立了跨文化符号学研究文化符号跨文化传播与接受的理论体系。跨文化符号学从推演逻辑和本体哲学的理论视阈出发考察文化符号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表意与传达规律，为比较文学重新审视国别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可比性与跨越性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作为方法论的符号学研究承载的逻辑思维和科学思维亦有利于纠正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泛文化化问题和随意比附问题，因此应当成为文学文化研究持续推进的新方法与新研究领域。
01
跨文化符号学：走在时代前沿的“学”与“术”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与电子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把人们带入了以阅读信息数码化为主要特征的“电子传媒新时代”。数字阅读大大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信息获取方式，让全球化中的大众生存变得更加“数字化”。阅读“数字化”的空前历史性转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改变了人类阅读的媒介。作为后起之秀的电子信息传播与视觉图像化阅读迅速擢升为与传统纸质文本同等重要的信息获取方式，甚至大大挤压了纸质文本的生存空间，成为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第二个方面是是改变了人类阅读的场所。人们获取文学文化信息的方式和场所不仅仅局限于坐在家里、以图书的纸质文本阅读，而变得越来越依赖街头、商场、书店、电影院等现代公众文化空间。第三个方面是改变了人类阅读的渠道。人们日益远离传统的书本、文献、图书馆和档案馆，越来越依赖采用手机、街头电子银屏、广播和交通工具传媒屏幕等多种传媒工具进行远程式访问和电子荧屏阅读。第四个方面是改变了人类阅读的交流模式与互动模式，人们通过手机、电脑、电视、平板等多种电子设备获取文学、文化信息，而多元形式的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新媒体、微传媒也大大改变了文学的存在形式、创作形式、传播形式、消费形式、阅读形式、接受形式、交流形式和评价形式。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可变因素、变异量度、繁殖能力和流传生命力空前加强。全球化语境中本土文化进行跨文化交流传播的频度日益增加、更新速度日益增快，同时传媒技术模式日益新颖、多元化，使传媒文化的影响机制日益复杂深刻，也让数字传媒在社会现实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新传媒时代文学符号有哪些多媒体传播形式？文学的当代视觉图像以何种艺术符号传播方式推动传统的文本符号接受？作为学术研究者，我们不应因为以电子文本和网络传播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文学体裁和文学形式没有被奉为文学“经典”、没有被写进文学史的“大雅之堂”对其嗤之以鼻或视而不见，而应当持以宽容的多元文化心态，与时俱进地探索电子数码文学与传统纸质文学之间的文学“通变”关系。比如说，同样是文学小说的《盗墓笔记》，采用不同文学传播媒介产生的文学传播效果具有极大的差异，纸质版成书发行、网络版连载、手机阅读、微信阅读、相关电视剧作品、改编电影作品、单机单子游戏、网络电子游戏等不同方式与渠道产生的文学传播效果又大不相同。此外，不同文学传媒形式之间的相互转换与相互影响也是新传媒时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比如说以传统小说为基础的《简爱》、《飘》、《007系列小说》、美国作家丹布朗的畅销书《达·芬奇密码》、《但丁密码》、《天使与魔鬼》在备受读者欢迎后被拍成电影搬上荧屏，而备受好评的经典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福克斯经典电视剧《越狱》又因读者的群体需求和市场需要而被改写成小说。同样，游戏《寂静岭》、《魔兽》被改编成电影，漫画《X战警》被改编成电影。在新科技驱动下电影作为新文艺传媒形式如何促进经典文学文本的传播与接受？比如说中国电影《当北京遇上西雅图2：不二情书》如何借助电影情节、推动充满异域风情的外国浪漫小说《查令十字街84号》在中国电影爱好者和读者中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电影《非诚勿扰2》如何借助李香山的女儿川川在她父亲的人生告别会上的诗歌朗诵，让扎西拉姆·多多的诗《班扎古鲁白玛的沉默》知名度和感染力大增？符号在日常生活情景中传播，又如何通过网络实现大众传播？现代通俗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如何借助情痴魔女李莫愁的反复吟咏，让作为经典文学范式的、元好问的词《问世间情为何物》众人皆知，又如何借助被改编的电视剧，通过电视荧屏的新媒介形式让大江南北家喻户晓？金庸改变了曹雪芹在独自在“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闭门造文”式写作方式，为了照顾众多读者的感受、留住读者继续购买阅读《明报》，把本想写死、从小说叙述结构来说需要写死的“小龙女”又写活，其背后遵循的现代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机制与传统文学生产与消费有何具体差异？金庸武侠小说及其改编武侠电视剧、武侠电影如何让武侠“成为想象和建构‘中国’文化身份的重要符号？如何引导世界范围内的海外华裔与外国武侠电影爱好者“通过中国电影文本所提供的‘拟态环境’或‘象征现实’，认知中国文化并想象中国文化”？（孙金燕，2015,p.181）
对此，传统比较文学理论并没有与时俱进，站在时代前沿，从学理层面对上述新出现的文学现象与文学传播给予充分的理论资源与学理支持、回答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学传播规律问题，而符号学则为新传媒时代的文学传播现象提供了充分的相应解释，比如说媒介技术的发展使电影文学综合了视觉体系、声音体系、文字、影像等意义表达形式，成了动态的叙述艺术作品，而且在不同播放环境中接受者对意义的接受与提取又大不相同，其中文学规律，传统比较文学理论就没有涉及，电影符号学则从电影语言的基本构成——“影像的符号性”、“影像符号的叙述方式”、“影像叙述的艺术特征”三个方面研究电影语言，对新传媒时代的符号-语言及其应用性的叙述功能与特征做出了充分而有学理依据的解释。（马睿、吴迎君：2016，p.2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在当代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对符号学进行了全面的系统开拓，包括文学符号学、影视文学符号学、符号叙述学、传播符号学、广告符号学、品牌符号学、图像设计符号学、游戏符号学、歌词符号学等多个领域，以跨学科的视野和跨文化的姿态站在时代理论前沿，不但率先回答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急需回答而并没有回答的当代学术问题，而且具有鲜明的现实问题关注意识和巨大的社会应用价值，其理论成果回馈到了广告、影视、设计、游戏等多个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为文化的推进型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研究，与某些象牙塔内的传统比较文学经院哲学式研究形成鲜明对比。例如陆正兰教授在考察流行音乐的商品符号功能及其文化意义时提出的真知灼见就体现了符号学站在时代前沿透析当前文化现象的符号学“理论前瞻性”与“理论穿透力”：“流行音乐成为当代日常社会生活中人际交往的一种特殊符号商品，它既是歌者表达感情、展示自身经验的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利益重大的交换商品。在这交换过程中，生产和接受循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机制，而这些交换机制，又在建构社群文化以及沟通精英与大众、商业与文化等关系上发挥着重要功能。”（陆正兰，2017，p.17）因此，比较文学研究要与时俱进，理应吸收符号学的理论资源与方法论，形成具有跨文化意识的比较文学符号学学科，致力于开展文学符号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在符号学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领域中的集大成者当属赵毅衡教授。赵毅衡将“符号”定义为“携带意义的感知”，认为“寻找意义是人作为人存在于世的基本方式”（赵毅衡：2016，p.1），而“符号是意义活动（表达与解释意义）的独一无二的方式”（2016，p.9），从人本哲学角度把符号学定性为“人类历史上有关意义与理解的所有思索的综合提升”（赵毅衡：2007，p.533），并将从符号学角度把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2007，p.533）。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对符号学的研究纵横交织了古今中外的语义学、语用学、修辞学、逻辑学、阐释学、心理学、哲学、文学、文化学、历史学、艺术学、叙述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形成了“体大而虑周”的宏大符号学研究体系，并且像自然科学一样，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形成了理论思想之“学”和指导实践之“术”的统一，不但从理论与实践哲学的高度与深度探讨了传统符号学学科符号与意义之间在赋义、传播、接受、变异过程中的逻辑推演与思辨阐释的关系，而且在当代社会语境中审视了现代社会中新传媒时代符号与表意的新形式、新路径、新哲学和新理论的相关问题，比如说符号附加值与消费操控、经典重估、阐释旋涡、评价旋涡、新媒体的符号叙述、符号认知与身份认同等重要学术问题。赵毅衡反思了当代社会符号泛滥与人类异化的符号危机，运用符号学纵横轴与聚合轴“双轴位移”的理论从大历史维度考察当今文学经典重估的问题，提出双轴位移关系到整个文化的前途，以深切的人文关怀提醒我们注意：“今天已经见到了端倪的符号灾变，将让文化丢失历史，留下满世界只有虚幻文本身份可粘连的空洞人格。”（2016，p. 380）从文化标出性的视野审视了当代文化的后现代变异，论述了标出性的历史翻转、当代艺术的标出倾斜等问题，最后从社会功能角度提出了中项对主项认同的重要性以及“中项价值观稳定，社会就稳定”的深刻洞见。（2016，p.288） 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中将叙述定义为“人类组织个人生存经验和社会文化经验的普遍方式”，继而从符号叙述学分析出发“在广义叙述的共性背景”中实现对传统文学叙述研究基本范畴更清晰的理解，并对“诸如新闻、广告、游戏、法律、微视频、自媒体等一些被传统上视为边缘”，如今却成为重要的叙述研究对象的题材“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学理模式”。（赵毅衡：2013，p.1-5） 赵毅衡从符号学角度展开的广义叙述学研究不仅对传统文本的文本意向性、模态、语力问题进行了分析，还对梦与想象等心像叙述进行了探讨，并且从理论哲学的思辨层面对叙述时间、叙述分层、情节、全文本、叙述的人格填充、元叙述等问题展开了全面而又深刻的讨论。这些极具初创性的理论体系建构在世界学界都属于尚未涉及的开创性理论探索，作为中国符号学思想的经典精华已经明显领先于西方，理应向西方学界引介和推广。
符号学在“学”的层面关注人类认知、思维机制与意义表达的哲学问题，同时也在“术”的层面具有极强的现实问题关注意识，其中的学理思维对当下电子传媒时代的意义生成与符号传播实践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符号学站在时代前沿，以“学”以致“用”的理论深度和现实关怀，为当下的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做出了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有益的现实指导，是中国学术研究实现在全球化文化对话中产生并回归全球化文化对话的持续动态发展演进过程。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借助符号学理论来回答和解决现代学术和现代社会相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足以证明符号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共同方法论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跨文化符号学：
跨学科与跨文化理性认知的结构整合
02
最早从学科体系角度专论跨文化符号学理论建构的是李幼蒸的论文《符号学全球化和跨文化符号学的认识论意义——朝向人类理论实践的一个全球新启蒙时代》（《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04期）,基于符号学宏观学科发展和全球化语境的跨历史、跨国家之维论述了跨文化符号学的两大跨越性特征——跨学科性与跨文化性。此后，丁尔苏在2011年出版的专著《符号学与跨文化研究》上编论述了索绪尔、皮尔斯、叶姆斯列夫、巴尔特等现代符号学研究代表人物的理论资源，并从应用性出发探讨了皮尔士的符号理论与汉字分类、诗性逻辑、重建隐喻与文化的联系、神话的制造及其社会/心理功用，下编分析了中西跨文化研究、文化相对论、审美判断标准和文学经典的形成、中外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该论著在符号学理论与中西跨文化研究方面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但并未从学理层面和学科体系层面讨论符号学与跨文化文学研究两大体系如何在学术架构的交叉与交融中建构起独特的跨文化符号学研究体系。黄永红、申民、周苹在2013年出版的合著《跨文化符号学研究》中从跨文化的角度对符号学展开了系统性探讨，以“时间”和“概念”为范畴将其研究划分为两套体系，每套体系又细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采用历时性研究方法论述符号学的研究史，第二个维度采用共时性研究方法阐述各种符号的文化意义，第三个维度从动态的研究方法出发探索新世纪符号学研究的方向和理论建构。不过论著主体集中于对符号学的跨文化审视研究，而没有从学科体系上论证文化符号的跨文化传播与变异研究，更没有探讨跨文化符号学的理论建构。包括李幼蒸在内的跨文化符号研究者所提到的“跨文化符号学”都旨在强调跨文化视域中的符号学研究，即很大一定程度上参照西方符号学来审视中国符号学的研究，而非笔者提出的、考察符号跨文化传播与接受的符号学研究。笔者强调的跨文化符号学研究旨在从文学文化符号在跨文化语境中遭遇的实证性传播与本体性接受研究，是从整体上涵盖了符号意义生成、符号传播、符号接受、符号影响和符号意义变异、符号意义功用、符号意义再生状况的、“体大而虑周”的体系性研究。
笔者认为，跨文化符号学之所以能够担当起文学文化研究承载的跨学科和跨文化重任，是因为跨文化符号学可以实现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研究的理性认知结构整合。
首先，跨越认知结构障碍的必要性。如今全球范围内人文科学制度对学科划分过死、过细，而目前学界又将学科现行体制结构内取得的认知作为主要的知识来源，于是片面依赖单一学科内部研究的研究范式使研究者的认知结构在整体认识论上处于被割裂的零碎状态，研究视野和研究思维往往受制于本学科认知视野和学科结构，因此主要研究成果的运用价值也大都局限于本学科框架内。与之形成巨大差异的是，如今展开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方法往往能够取得格外独特且极为深刻的理论成果。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信息极速膨胀、知识迅速扩充，依赖学科内的专业知识和现有经验已然无法满足研究者对认知新生事物发展规律和探索新生问题解决方案的需求，所以为了推动思想创新、促进学术发展，我们需要借助跨学科的方式从整体系统上有机整合并重新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跨学科的目的，就在于跨越现行学科划分体系的限制性规范与规则对宏观科学认知造成的束缚与阻碍，通过从相关学科领域援引理论资源的方式扩大认知视野。但从另一方面讲我们也需要注意，目前学界对于“跨学科”方法论尚未形成确定的理论可行性规范，充斥着主观随意性的非科学性跨学科研究或使用不当的跨学科研究反而又会得出不正确或是不恰当的结论。这一问题正是当下人文社科领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目前面临、也急需解决的重要学科理论问题。对此，符号学可以为跨学科研究提供具有独特价值的方法论武器。支持符号学学术理性传统的严密推演思维和全景认知视域为不同学科实现串联与串通提供了类似于将计算机连城网络的“调制解调器” （Modulator-Demodulator），能够将基于不同学科的割裂点状的知识认知再次统筹为立体交叉的网状知识认知，进而从整体上统筹各个学科理论资源。
其次，跨越异质文化隔阂的必要性。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界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重任务是纵向的、同传统话语进行的跨时代对话，一重任务是横向的、同世界话语展开的跨地域对话。中国学界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气派，树立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增强国际学术影响力，就需要分外注重两个问题：一方面，传统学术话语如何在现代语境中表述与发展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坚持学术的“改革开放”，对内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学术话语生成方式和创新模式，对外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现代话语同世界各国进行跨文化对话；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坚持本土化、在世界符号学理论中贡献中国特色的符号学思想。我们必须坚持学术的“独立自主”，从研究起始之源摆脱全面借靠西方学术材料和理论思想的依附性，祛除西方学术话语对中国文化话语独特言说方式和话语意义的“压制”与“遮蔽”，大力推行增强跨文化穿透力和文化辐射力的“走出去战略”，丢弃言必称西方的学术跟风作法，树立“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新时代学人风范，从而让中华文化与中国学术精神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在中西跨文化比较研究中我们不应让西方强势话语曲解、异化、压制与遮蔽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的原生态语义逻辑结构和表意功能结构，不应让中国学术话语沦为附和西方学术话语的注脚。在从“拿来主义”向“送去主义”过渡的时代性文化转折过程中，符号学责无旁贷，应当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的塑造成贡献科学理性的理论力量。中国符号学能够通过对中国传统的学术理论资源的结构性与功能性分析来推动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的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革新，由此成为与世界各国人文学界形成学术对话的一方话语力量。重构之后的中国传统学术理论资源将为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提供更多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法、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
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而言，跨文化符号学研究肩负的使命是在达成跨学科研究之“跨越性”的同时又不沾染跨越的“随意性”：一方面，巩固比较文学开创的比较性视野和跨文化研究领域的“跨越性”，破除学科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另一方面，通过理性分析、逻辑推演的传统精神克服比较文学开展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主观随意性，以此化解泛文化研究带来的学科冲击，进而从逻辑推演思维和整体系统视域实现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体系科学化的再度审视。文学理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分支，一方面立足于文艺作品的分析批评、美学阐释等社会实践经验层面的主体性总结，另一方面又是对文艺现象的科学性、理论性和规律性认识，兼有文学创作批评的主观性和文学规律认知的客观性。总体而言，作为现代人文学科下辖的一门文艺理论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应当逐步削减“东方诗话学”中的零散、主观、感性、不确定等特征，加强纯学术品格，让文艺理论的思维方式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中涵纳的逻辑严谨性相契合，进而从科学的层面认知与总结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结构和功能及其文艺作品创作、传播和的规律，而非片面地从主观感悟进行品评式认知。符号学研究的严谨逻辑思维和严密推理方式有利于中国文艺理论从侧重于品读评判的狭义文艺文本分析转变为更有利于跨文化、跨国理论的宏大世界性科学文学理论。
此外，具有科学性的科学理论认知工具，不应只来自于文学内部，而需要从学科外部出发，借助于人文社科各学科的理论成果联合达成对文艺作品与文学规律的更深刻理解。比如说文学批评的符号学研究就可以统筹符号学现象学和符号叙述学的理论资源，更深刻地透视人类特有的想象能力在文学意义在文学作品的完整表达，不是从平面的文字层面，还从立体的叙述层面探寻文学符号学的人本哲学价值。诚如彭佳所指出：“人类借由想象和叙述，才能构建出意义的复数世界，而叙述正是将此种想象媒介化的过程。”（彭佳，2017，p.52）如此一来，兼具严格推演逻辑性与强烈跨学科意识的符号学研究就成了绝佳的理论工具。符号学以意义传达的基本单元——符号为基本研究素，以符号“原始要终”的生成与发送问题为导向，以符号意义的“生成——传播——接受”这一“三位一体”架构为领域，以最终上升到意义衍生与人本存在的哲学价值为终极目标。在“穷意尽理”的意义追问过程中，符号学需要从宏观上梳理、透视、建构并重构各个学科内部及其不同学科之间从部分到整体的学理架构与有机理论联系，才能系统性探究人类认知思维与意义生成、传达、传播、接受与变异。比如说赵星植就在论述话语分析作为社会分析的方法论意义时指出，“符号的无限衍义与面向社群真相的特征，表意符号活动与社会意识形态、权力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之关系，也使得当代符号学能够超越文本与系统之外，从社会交流与传播的角度探讨符号社会意义的动态生产过程。这一转向，使得当代符号学与话语分析一起，共同成为社会分析的有效工具。”（赵星植，2017，p.63）后现代大祭司让•波德里亚更是从符号消费的视域出发对消费社会的神话展开了“庖丁解牛”的系统剖析，看到了“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看到了当代消费者被囚禁且内化于自身安排的符号及其符号秩序，进而提出了消费社会神话将如何异化人类意识异化的世纪预言：“消费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全人类解放，而是娱乐至死的历史倒退。消费过程不再是辛苦劳作和自我超越的过程，而变成了吸收符号和被符号吸收的过程……在消费普及化的过程中，灵魂、影子、复制品和镜像都将不复存在。永远不会再有存在内在的矛盾，也不会再有存在和表象的问题。一切都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符号的发送和接受永无止息，而作为主体的个人存在将在符号的组合和计算中消灰飞烟灭。”（Jean Baudrillard, 1998,p.192）
由此观之，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符号学更有优势，更能够肩负起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学术使命。符号学极具优势的方法论价值在于符号学研究尤其需要调动所有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形成整体、系统的多维认知结构，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范式打破学科之间认知壁垒，并在多维认知结构和应用实践中整合、优化各学科知识的理据性架构，因此更加有利于理性认知思维的塑成和系统宏观认知视域的形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跨文化符号学研究一方面吸收了符号学重视逻辑推演的分析性科学研究思维和跨学科科际整合的宏观理性认知结构，另一方面继承了比较文学跨文化对话传播与接受差异研究中的比较性视野和世界性视域，所以应当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所倡导的新领域与新方法。新传媒时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方向应当同全球化跨文化传播的态势保持一致。中国学者在吸收西方文学文化研究理论资源、为我所用的同时，也应该当让学术传统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西方学者认识到自身学术理论的局限性、中西学术话语的互补性以及中西学术话语进行跨文化对话对于解决世界学术问题的重要性。努力发掘并大力推广中国文学文化研究对于世界文学文化研究的独特意义，正是新传媒时代中国文学文化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03
跨文化符号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与比较文学救赎
跨文化符号学通过对文化符号在不同文化境遇中意义生成与传播的比照性考察达成对文化符号的跨文化审视，重点研究符号含义的历史性流变与跨文化文学传播中异域读者的接受问题。比如说十字架（Cross）符号意义表意在信徒与非信徒中跨文化的接受心理机制差异与主体哲学问题。又如霍桑的名著《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红色“A”的符号表意与跨文化接受问题。女主人公胸前戴着的红色“A”字原指她犯下的“通奸罪”（Adultery），但作者在书中自始至终未曾用“通奸”这一红色“A”的符号描述女主人公，反而借旁人之口说出了符号“A”表意如何从“通奸”（Adultery）到“能干”（Able）再到“可敬佩的”（Admirable）、“天使”（Angel），后来在评论家眼中放射出“爱情”（Amorous）、“艺术”（Art）、“前进”（Advance）甚至“美国”（America）等意义，是典型的文学作品中多重符号意义在同一符号母体中实现的反向意义变迁与正向意义积聚的意义衍生过程。如何让来自东方异质文化圈的中国读者真正理解霍桑名作《红字》中红色“A”符号的全部含义，就涉及到了跨文化符号学的研究重点之一——文学符号的跨语际表意，也即翻译策略与跨越性接受问题。翻译符号学可以从语言-文化符号意义的生成与传达问题提供新的本体视野，揭示翻译的符号哲学本质——译者如何以语言为媒介，“作为对话主体的一方与原文进行主体间性的二元视阈对话并参与意义重构的过程”。（李泉，2015，p.25）
从符号表意的角度重新审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与跨越性可以另辟蹊径，为比较文学从学科外部反观与拓展比较文学可比性和跨越性提供新认识。反之而言，我们又可以依据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可比性，从如下六个层面构建跨文化符号学的理论框架，也即文化符号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系：
文化符号的跨时间表意——文化符号跨历史研究
文化符号的跨空间表意——文化符号跨地域研究
文化符号的跨语境表意——文化符号跨语言研究
文化符号的跨文本表意——文化符号跨媒介研究
文化符号的跨认知表意——文化符号跨学科研究
文化符号的跨思维表意——文化符号跨文化研究
当然，在具体研究中针对这几个层面的研究并非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紧密联系的。所以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深刻把握跨文化符号学研究的整体系统性，避免片面地、单一地针对某一特定方面开展孤立式研究。
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导致比较文学一直深陷于学科危机无法自拔：一个是比较文学没有确立确定的研究领域和完整的研究体系，而这是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且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基本条件；一个是比较文学没有提出一门学科展开科学性研究所需的独有方法论，而这是一门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能够驱动自身理论更新从内部生发，而不是单纯借靠跨学科研究法从其他学科转借理论资源、一味挂靠在其他学科理论车轮上进行被动式更新的基本保障。
自比较文学诞生以来，比较文学领域的开拓者们都一直在穷于回应发难者咄咄逼人的诘问，并且长期处于被动防御的态势。“文学比较不是比较文学”、“国际文学关系史不应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点”、“如果什么都是比较文学，那么比较文学什么都不是”等等驳斥，让比较文学一直疲于四面迎敌却总是危机不断。虽然比较文学在全世界范围，尤其是在中国高校科研系统的学科体制内已建立了完善的学科建制，但是自文化研究崛起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的实质性进展就大幅萎缩，越来越多的比较文学学者放弃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传统阵营，转而从事其他不太相关的泛文学、文化批评研究，导致比较文学变成了一门“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学科，什么无法归类、难以归类的研究都归在了比较文学名下。于是冠名于比较文学之下的研究成了充斥着各种五花八门理论的大杂烩，让比较文学成了虽然规模庞大、但缺乏真正的学科理论建树的“百宝箱”，实在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学科建制已然全面确立，然而研究内容却名不副实，致使比较文学如今陷入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局面，尽管在徐徐蠕动、偶有起色，却完全没有了诞生初期的迅猛态势与发展活力。面对比较文学的学科争议与发展现状，笔者认为，比较文学应该主动出击、与时俱进，需要探讨的重点不是继续纠缠于玩弄传统领域之中的一些老概念、老话题，或是从反面去驳斥什么不是比较文学研究等等，而是从正面思索：我们能否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找到一种具有理据性的特有方法论，为比较文学划定一个确定的专属研究领域？
笔者认为，比较文学符号学研究，也即跨文化符号学研究，可以为比较文学提供支撑起一门学科所需的方法论和研究领域。符号学理论是人文科学全体认识论系统的基本点与核心，符号学作为宏观系统性实现知识认知的学科“调制解调器”，在方法论上具有巨大的创造性与理论潜力。比较文学可以成为一门从逻辑推理的理性认知思维出发、以此探究文学媒介如何实现意义跨文化传播的学问。这一跨文化-跨学科的实践可使各不同话语相互沟通，从而可打破学科间的隔阂，实现跨学科对话，进而将认知聚焦于一点，追问文学符号意义在文化中生成的起始本源。因此，符号学重视逻辑推演的分析性研究思维可以从认知本源的层面救治比较文学比较性方法论与文学批评内容的过度主观性，上升到科学研究的学科范畴。另外，跨文化符号学不但能够继承符号学本身的跨学科科际整合的宏观理性认知结构基础，而且可以吸收比较文学变异学倡导的文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形成的类同性与差异性文学形态、呈现出的异质性与互补性的文学结构，以此汲取比较文学跨文化对话传播与接受差异研究中的比较性思维和世界性视野。跨文化符号学研究将从意义认知的学科基点稳固比较文学进行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的科学理据性，从而降低文学批评的主观任意性。符号学与平行研究中以文学研究为本的“跨学科”精神相契合，但更强调跨学科的科学范式。综上分析，笔者认为，跨文化符号学能够成为兼具科学理论思辨与文学美学批评双重功能的良药，给比较文学学科以“得道”性的救赎。
跨文化符号学作为全球化新传媒时代的文学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领域有助于论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立的合法性。当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领域绝非仅仅局限于跨文化符号学研究，跨文化符号研究也并非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唯一可行性方法论，但至少新世纪的学术实践已经从正面证明并有力地稳固和加强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我们可以在不断的实践和持续的探索中扩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领域、丰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论。不过，，以免它被漫无边际的泛化研究所淹没。笔者相信，跨文化符号学能够担当起比较文学救赎的重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也应当与时俱进地进行“符号学转向”，摆脱死气沉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现状。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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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欧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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