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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我国主流媒体融合发展全面加速的一年，随着媒体深度融合阶段的开启，当前主流媒体融合发展呈现出由“媒体端”和“管理端”共同拉动的“两驾马车”特征：其中“媒体端”的发展动向主要表现在“内容建设”和“平台建设”两个层面。而管理端则集中体现为主管部门对于数字空间的技巧性管制力度不断趋于强化。
一、内容建设：主流媒体互联网传播能力显著提升
从内容层面而言，2017年主流媒体互联网传播能力的显著提升。纵观全年，主流媒体出品的内容产品多次在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中引发“刷屏”效应。尤其是结合大型社会事件设置的话题式传播，更是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例如，八一建军节前夕，，上线10天时间访问量即突破10亿。此外，。
我们注意到，上述内容产品的出现，显示出现阶段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三个特征。首先是主流媒体的内容形式和表现元素日趋多样化。主流媒体开始有意识地应用新技术进行内容创意表现，表现主题的媒体元素也呈多元丰富之势，突破了传统音视图文的限制，极大激发了用户的参与和转发兴趣。
其次是内容产品的社会影响力显著提升。上述案例中，主流媒体结合国家战略、重大节庆和意识形态宣传需要进行的内容定制和广泛传播，，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主流媒体社会影响力日益边缘化的不利局面。
最后是主流媒体的网络叙事能力进一步增强。多款“爆款”内容产品的出现，说明主流媒体对于互联网泛娱乐文化氛围和当代网民审美兴趣的理解和把握日渐清晰，讲故事的能力逐渐加强，叙事方式正在全面融入网民的话语体系，传统居高临下的“说教式”传播模式变化明显。
二、平台建设：主流媒体新闻采编平台全面升级
从平台层面来看，。除了内容表现日趋丰富多元之外，，在全国范围内呈现遍地开花之势。我们认为，只要机制和流程配置得当，，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带来自身采编能力的大幅度升级。但在传播渠道的拓宽层面，目前这一模式的贡献较为有限，，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8月，全社共有294个新媒体发稿终端，，其余200多个发稿终端主要以依附于社交媒体或商业新闻聚合类平台之上开设的法人微博或官方频道为主（包括111个微博机构账号、110个微信公众账号）。因此，虽然2017年主流媒体通过升级内容生产平台，带来了采编能力的优化和提升，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传播平台的自主权，现阶段主流媒体在融合发展中依然面临以下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用户数据沉淀和价值挖掘能力不足。数字媒体积累大数据的来源，主要是用户在浏览内容和使用功能时留下的电子痕迹。而这些数据全部沉淀保留在由平台所有者控制的数据池之中，相形之下，主流媒体在用户数据沉淀和深入分析中的能力和空间则较为间接，不利于用户画像和数据价值挖掘等后续步骤的及时开展。
其次是主流媒体在互联网上存在“品牌空心化”现象。应当清楚地看到，通过依附新媒体平台，虽然能够拓展主流媒体的发稿渠道，但并不能够直接实现主流媒体品牌影响力从线下到线上的延伸和扩大。2017年爆款内容产品带来的价值，首先是提升了社交媒体或新闻聚合类平台的品牌知名度和用户黏性，例如，“我的军装照”H5爆红的数日之间，微信朋友圈中不断刷屏，首先为微信平台汇聚流量规模，增加用户活跃度带来了显著效果，，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关心制作者到底是谁。类似的情况，在近年来支付宝、微信支付与春晚合作“摇电视”等案例中也曾经出现过。由此可见，由于掌握着用户的规模资源和实时生成的动态数据，平台所有者往往是“刷屏”效应的最大受益者。而作为内容真正提供者的传统媒体在品牌识别力、记忆度等层面较难获得显著提升。
最后是主流媒体的商业模式和变现模式受限。由于缺乏自主性传播平台，无论是广告模式还是会员付费，主流媒体真正拓展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空间和能力依然较为有限，加之现阶段我国完整的新媒体内容版权保护机制尚未充分建立，以新闻为代表的内容产品一旦经过多次网络转发，在内容溯源和收益分成上往往都存在一定障碍。近年来，浙报传媒、湖南广电、长沙广电等地方媒体纷纷进行资产剥离，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实现市场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分割，从而为资本运作创造空间，为主流媒体探索市场化商业模式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但由于不同地方媒体的发展基础、领导魄力和资源状况各不相同，从2017年的情况来看，资产剥离的方式暂时还不具备面向全国复制推广的可能性。
三、管理端：
2017年，我国对于整个传媒环境的管制力度在不断加强，。全年发生了对于微信公众号的群体性关停的处罚、对于B站（bilibili）影视剧集批量化下架的决定、对于“湖南广电”“娱乐立台”理念的纠正以及岁末年初对于今日头条违规内容的集中整治等一系列管理事件。此外，，反复强调“线上线下一个尺度”。
然而，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相比，最大的变化不在于其传播能力的强化和对于受众生活的高度渗透，而在于其快速变革中蕴含的资源高度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特质直接冲击了单一视角的媒体管理机制。传统的媒体管理，核心就是对于内容的管理，而互联网时代的媒体管理，包含着多元复杂的内核，其中对于数据的管理，对于舆情的应对，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互联网平台上的种种丰富资源，都在向媒体端传导自身产生的管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传媒管理的边界和外延其实始终处于模糊和泛化的动态过程之中，仅仅依靠单一部门的力量，往往难以避免一叶障目或简单粗暴等相关问题，从而导致最终管理效果事倍功半，差强人意。
总之，想象之中，在“媒体端”和“管理端”双力齐发之下，2017年我国媒体融合进程本应当取得一方面净化互联网空间，另一方面增强主流媒体影响力的双重显著功效。然而，当前的实践状况与这一目标之间显然还存在一定差距。就前者而言，主流媒体就算拥有了强大的技术系统和传播效果，也未必能同步拉动其在数字空间中实现品牌增值。我们回想一下，从早期自建媒资平台到后期发力“两微一端”，技术短板的弥补和应用断层的修复，似乎都没有能够直接提升主流媒体在数字空间的可见度和影响力。对于后者来说，随着互联网从信息传播的专业化工具演绎成为社会运转的基础性工具，如何规范和约束由于互联网高度关联特质而不断滋生的管理空洞？主管部门面对的难度，不是单纯依靠“技巧性管制”和“一刀切叫停”就能够简单解决的。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2017年是我国主流媒体融合发展中亮点频现但同时也隐患重重的一个年份。一方面，从2014年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发布之间，通过数年的摸索，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逐渐拥有了面向网民的内容生产能力，在采编能力的提升上也逐渐找到了行之有效的可借鉴模式。可以预见，2018年主流媒体将孕育出更多“爆款”内容产品。另一方面，在当前我国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中，存在着重内容、轻平台的问题，对于创新平台的构建，往往也止步于内容生产层面，而并未涉及传播平台，这种有失均衡的发展状态可能会产生哪些问题？未来仅仅凭借内容生产能力的强化是否就可以实现媒体融合的战略目标？都是历史留给2018年进行验证的时代命题，何去何从，我们将继续拭目以待。
（作者：王昕、博士、
（文中图片全部引用自网络，特此向提供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