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觅眼|自媒体的道场,已是纸媒的法场

鹰觅房产 2019-06-11 00:44:13

 

来源:鹰觅房产

微信公号:yingmi909

作者:鹰觅君

全文共4310字,阅读需要6分钟



新年伊始,又听到几家大报一齐关门的消息。

 

作为一名三年前从纸媒出逃的新媒体人,心情实在难以平复,有对同行瞬间失去依傍的惺惺相惜,有对繁华转瞬即逝的空乏感。当然,还有一点小确幸——幸亏做了自媒体,尽管过程是那么狼狈不堪。

 

纸媒的没落是进行时,除却个别有背书资质的媒体,包括有高级官方背景和内容优质的市场化媒体之外,如今绝大多数的纸媒都在苦苦求生。

 

众媒时代的未来已来,媒体的壁垒轰然坍塌,任何人只要想表达,只要抓起手机即可。自媒体的崛起,只是一部分表达欲或表现欲更强的一帮人的热血或狗血倾诉。

 

亲见纸媒从巅峰滑落,作为被这条赛道甩出的一员,内心拥堵着万千的眷恋和不舍。十多年的纠缠和悟道,至今仍在发酵和蒸腾。

 

即便如此,仍然不得不承认,纸媒的走下神坛是载体蜕变的必然,而它们自身也是这一过程的加速器。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纸媒的溃败还会再加速。

 


(一)

 

转行做媒体,实属脑筋大转弯。

 

2002年,鹰觅君还是一家券商的证券投资分析师,因为考到了全国第二批证券投资咨询师资格,经常在省电视台做股评节目。

 

那个时期,宏观经济找不到新增长点,前景一片萧条晦暗,而证券市场走过十多年的野蛮生长,彼时已积重难返。股市一直在阴跌,并且中短期都看不到转机。

 

而电视台的编导就像打了鸡血,每次录节目前都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说涨,这样市场才能稳定。这当然是上头的舆论导向。

 

从此一录节目,“神经分裂”就发作。一边是真实的想法,另一边却要从反方编得让自己心服口服。很被动,很滑稽。有时,熟悉的朋友一见面就喊“黑嘴”,事实好像如此。

  

虚荣了一段时间,感觉就不好了。用自己的信誉作背书说假话,结局会怎样呢?

 

那是第一次对自身存在的价值和职业产生了怀疑。

 

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股市只要一熊,就会卡住券商的脖颈,而这终于引发了公司内部的利益大调整。这或者就是最后一根稻草,于是辞职北漂。


选择做媒体没怎么纠结。

 

那时一心想改变不了世界就改变自己。因为天性内向、敏感而寡言,自感会严重影响命运,于是就特狠心地想通过做媒体,强迫自己拉近与外界的距离,在拓展三观中变得积极起来。 


不过,万没想到的是,十多年的媒体生涯之后,除了脸皮变厚了外,却愈发内向和寡言了。做媒体的压力和孤独,是不能言说的痛苦。

 

 

(二)

 

本世纪初的几年,正是财经媒体的全盛时代,纸媒风头正劲,网络媒体也已经崭露头角,不过地位还远不能和前者比肩。

 

开发布会,纸媒记者总是理所应当并义不容辞地冲在最前线,网络记者或叫编辑就像小娘养的,自报家门都气短,像极了当今的自媒体。

 

可如今,网络媒体特别是门户以化蛹为蝶之力,已然成功逆袭为主角;还在行业淘汰赛中苦苦挣扎的纸媒,则在各种隐忍中退居其次;自媒体们都很识相,乖乖地一声不吭只管拿通稿发二条。

 

就这短短的十几年,演尽了媒体的沧桑迭代。

 

然而,依然留恋镀金时代的种种教化。

 

和众多酷爱咆哮的自媒体相比,纸媒们总是那么不失身份地指点江山,中立却不怒自威。

 

记得当年刚入行,专访的第一位人物便是今日资本徐新,一位投资界女强人,曾慧眼独具地挖掘投资过网易、哇哈哈、京东等诸多名震四方的大公司。

 

专访还未开始,我的仰慕之情就已酝酿到位了。那时,徐新刚刚投资完相宜本草,憋着一肚子的话想通过媒体传声,而我早就把自己变成了一块海绵。就这样,两个女人,坐在北京成府路的一个酒店大堂内,从晚上十点半聊到了半夜十二点。

 

第二天,一篇热情洋溢的5000字赞美诗出炉了,结果当然是一顿劈头盖脸的痛批。到现在,还记得那些话:不要自降身段、不能用自己的情绪代替媒体立场、要有质疑的底气、提问要带牙齿。

 

句句戳心。

 

从那以后,锻炼战略上重视、战术上藐视的采访挖掘能力,成了一门必修课。

 

十多年来,采访过上百位大大小小的企业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企业家应对尖锐问题的态度上,不但可以发现其人品,有时还能窥到企业的格局。

 

2013年专访绿地老大张玉良,之前查阅了六七万字的相关资料。当时绿地正加大海外投资,而这一领域对国内开发商而言还是一片未知,尤其对于像绿地这种靠政府资源起家的企业来说风险看着更大。

 

提问不带一丝含糊,个个直指痛点,比如公司现金流问题,借壳上市的阻力、国外对外国人买房政策的调整风险、以及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等等。问题非常尖锐,其实也不是非回答不可,有很多种可以回避的方式。

 

不过,张玉良还是选择了直面,基本圆满地回答了所有问题,没有任何抵触情绪,最后还挤出时间配合我们拍了上杂志封面的照片,显示出了一个大企业领袖应有的风度和气场。这种表现,对我们这些见惯了大企业家的财经记者来说,其实并不意外。(当然,一些敏感话题后来绿地审稿被删了,最终出炉的是一篇中规中矩的、无懈可击的文章。只要有经营业务往来,上版前的企业改稿是这一行的潜规则,在这一点上,自媒体就更不例外了。)

 

 

(三)

 

这么多年来,最尴尬、最莫名其妙、最奇葩,也最有预见性的一次采访经历,当属证大集团的戴志康,一位动不动就把传统文化传承挂在嘴边的商人。

 

戴志康炒股起家,第一次以基金的差点关门告终,另一次据说押中了四川长虹而斩获颇丰,从此拿到了进入地产行业的入场券。

 

戴在房地产业的名气主要来自两个事件:一个是上世纪末在上海浦东拿了60万平米当时没人要的土地,让他一战成名;另一个则是因为外滩地王项目,卷入复星控诉官司。

 

不过,从2012年开始,证大集团就走上了下坡路,资金链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外界至少两次传出其资金危局。2013年上半年,在一个地产准牛市里,证大旗下的证大房产仅获得了区区10.81亿港元左右的营业收入,只相当于一家中型房企销售额的一个零头。

 

伴随着业绩的下滑,戴志康的胡润财富榜排名也从2003年的43位,跌到了2013年的372位。

 

就在这样一个艰难时刻,证大却突然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居然花8.38亿港元去南非造城。这种冲突感十足的故事,一般都是财经记者的好食材。很快,专访戴志康就达成了。

 

现在看来,我和戴对这次专访的期望值太不一致。作为一名财经记者,我希望挖掘到这笔投资占公司全局的分量、戴本人对这个造城计划的实力评估,以及可能风险的防控,所以每个提问都直指关键;而戴似乎把这解读成了一种敌意,或者他认知中的媒体只是专业拍企业马屁用的。

 

采访的气氛很不友好,应该说一直是在戴气哼哼的表达中度过,这绝对是我采访生涯中最叹为观止的一次经历。

 

我问:你很推崇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一些代表作,但这好像并没有体现到最终的业绩报表中。

 

戴用明显失态的语气说,“你不用考虑商业效益,我不会做赔本生意。只不过我赔在今天,赚了明天而已。你是个记者不用担心我这个商人怎么赚钱。我如果没有钱,没有利润,没有国家一分钱的补贴把事情做成,我用我的利润来支撑这些东西,没有前景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你操心这事干什么!”

 

我很羞愧,作为一个月收入只有千把块钱的小记者,过问人家一个亿万富豪赚钱出了问题,的确有点不要脸,他要不提醒,我都快忘了自己是谁了。不过,我还是好奇,以如此贫瘠的业绩,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控制人,戴在股东会上该如何处理脸面问题。

 

我接着问:业绩如果一直没起色,怎么来获得股东的信任?

 

戴直接就怒了,“信任你就留下,不信任就走开。我不去追求所有人都来信任我,你不是说我是特立独行的人吗?那我就和大多数人的想法有差距。特立独行不能搞怪,做投机取巧的东西早晚得完蛋,我做的事情还是很中正的,很应当的。这个应当不在当下,我要用百年,不会被短期的事情所左右。当有一件事要做的时候,我一定会考虑它的差异、长远、理想,并且带有力量。没有力量考虑狗屁长远,今天都过不去!”

 

原来如此,果然是一条好汉。钱可以拿别人的,然后赚不赚钱就和别人没关系了,我是xx我怕谁,要是看不惯可以走人!那么,问题又来了,赚钱和股东没关系,那他自己也不在意吗? 

 

我继续追问:怎么看财富榜排名下滑的事情?

 

戴都几乎都不给正脸看了,狠狠地说了句,“我认为自己最后还是中国最富的人之一,我有这样的理念和信念,但这不是我的追求。”


我彻底糊涂了,原来财富可以不用求,用脑子想想就可以有。

 

采访到最后,我都快笑出声了。这哪里像一个企业家在应对媒体,简直就像在负气吵架。

 

从戴的种种反应推测,证大肯定遇到了大麻烦,否则不能解释一激就跳的心虚。在最后出刊的稿件里,我充分表达了对证大的疑虑,并影射了戴的投机本质。(有兴趣的粉丝可以百度一下原文《戴志康南非大冒险》)

 

果不其然,一年后的2015年,戴因资金链问题宣布退出地产界,同时退出证大,而他直接操盘的南非造城项目最终也以亏损3082万港元卖出告终。

 

后来想,当初如果被戴的气焰压倒,不再追问下去,拿到一个花式回答,写一篇吹捧式稿子,到头来该会是一个多大的笑话。

 

 

(四)

 

从徐新到戴志康,磕磕绊绊了十多年,才算摸索悟出了媒体的立场和功能。

 

有经验的媒体人写稿,通常都有这样的文本定式,在有依据地表达一个事实、观点或立场的同时,都会引用反方做比对,尽量还原全貌,目的就是凸显一个中立的站位。

 

很佩服现在很多自媒体上来就一边倒的情绪化宣泄,很吃香又讨巧的做法,毕竟鼓噪之情总要有一拍即合的出口。

 

在流量和真相之间,每个自媒体人都有自己的取舍,就像对鱼和熊掌的选择,这一点都不奇怪。

 

然而纸媒如此让我留恋,还在于它充满了制作的神圣感。从联系采访、采访、整理录音、到初稿、编辑一稿、二稿,到最后上版校对,每一道程序都透着对内容价值的信仰。

 

大概现在也只有纸媒,一直在坚持做有深度和力度的稿件,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也是一项技术活儿。

 

有趣的一次,是在《环球企业家》杂志。有个时期,特别想专访绿城老大宋卫平,但不知怎么在约访环节打动他。一封言辞恳切的约访函固然重要,但感觉还是缺点什么。


当时总编特别二,下载了一篇《纽约客》采写特朗普的文章,让我把约访函和这篇文章一起发给老宋,并说明要把他写成特朗普式的人物。

 

当时,我对特朗普懵懵懂懂,也不知老宋了解多少,反正那份邮件发给绿城之后就没了下文了。其实也不能算夸张,因为两人在毁约方面明显有相似的做派。

 

 

 

纸媒岁月,留下了太多可以受用终身和值得回味的珍藏。

 

然而,没落确是势不可挡。这不仅仅是因为信息载体的变迁、行业壁垒的打破,还有放不下的姿态,以及内容和经营的局限,而后者并不是靠简单位移到移动端就可以解决。


去年底,在一次活动上听到秦朔老师分析纸媒的命运。他说,中国的报刊总量实在太多了,影响了精英人才聚集带来的内容合力,这并不应该是常态。

 

当下,网媒在速度和长短内容把握上游刃有余,自媒体以各色妖冶的姿势霸占了社交媒体空间,而绝大部分纸媒貌似已经钻进了死胡同。

 

前几十年,李嘉诚清晨起床后的习惯是,一边吃早餐一边看报纸,如今变成了边吃早餐边看手机,他究竟是怎样利用手机来获取信息的?

 

纸媒可以给出答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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