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
由器居然能养生？这一令人惊愕的言论出自于今年5月的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活不到一百岁是你的错！教你如何用路由器自然养生》。如此荒诞的养生方式也是让大家大跌眼镜。而这样离谱的谣言究竟是如何在互联网上大肆传播的，这一问题又该如何解决？传播学的已有研究从各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化媒体空间成为谣言滋生、传播的温床，社会化媒体渠道也成为谣言扩散的重要渠道。不同于传统媒体环境中的传播模式，基于社会化媒体的信息传播呈现“网状特质”，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类型于一体，因此如何“围追堵截”谣言成为一道难题。
在如今的社会舆情管理和网络社区管理之中，删除谣言是最常见的管理方式。然而，删除这一行为本身所附带的信息不对等和权力不对等的意涵，在很多时候往往起了助推谣言传播和民意沸腾的“反作用”。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社会化媒体既可以成为谣言传播的渠道，也可以成为辟谣的渠道；社会化媒体空间既可以成为谣言滋生的温床，也可以成为真相展现的平台。腾讯出品的“辟谣中心”微信公众今年就累计处理了谣言文章数十万篇，处罚造谣传谣账号超过10万个。
这一切，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与管理社会化媒体。我们不能仅仅将网民当作需要被动规范的对象，更要理解、发掘其自身的能动性，激励网民成为健康网络空间建设的主力军。为了更好地解决网络谣言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对国内外有关网络谣言传播与自净化的相关研究进行详细梳理。
1
谣言传播的相关理论研究
国内外针对谣言传播的理论研究现状主要围绕影响谣言传播的因素展开，侧重从谣言的传播特性和谣言传播心理两个方面进行探索。
奥尔波特和波斯曼（Allport and Postman）的谣言传播公式“R≈i×a”，认为“谣言传播广度随其对相关人员的重要性（importance）乘以该主题论据的含糊性（ambiguity）的变化而变化，重要性与含糊性之间的关系不是加法而是乘法，因为如果两者之中有一个为0，也就没有谣言了”。
该公式将谣言的重要性和谣言的模糊性作为两个主要因素，但是没有考虑到个体的复杂性。Anthony则将焦虑感（anxiety）提为影响谣言传播的重要变量，通过实验对照得出具有更高焦虑感的群组传播谣言的频率也更高。
Rosnow同样认为谣言传播应当考虑到个体心理变量，将个体焦虑感（anxiety）和个体对信息的相信程度（credulity）引入了谣言公式，认为个体焦虑感带来的不确定性感受也会影响到谣言的传播。Chorus则将个体的批判思考能力（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因素加入谣言公式，得出随着批判思考能力提高，谣言的传播度将降低。除此之外，Buckner还强调参与度（involvement）的作用，例如，一个群体对谣言信息的参与度或者兴趣也会有助于谣言的传播，反之，如果谣言传遍了整个群体，则群体的成员也会更容易对谣言发生兴趣。
Buckner在针对谣言群体传播的研究中还发现，群体越倾向封闭、谣言参与度越高，谣言的复制率以及谣言的被议论数也越高；谣言参与度总体而言较低的紧密群体则只会有一些参与度相对较高的个体进行传播；而参与度低的松散群体则几乎不会有谣言传播的活动。
2
网络空间的谣言传播及净化研究
就网络空间中的谣言传播及净化而言，研究侧重于结合网络媒体平台及应用，尤其是社会化媒体，从实际案例入手、建立指标体系以探讨谣言的传播扩散模式、成因及管理净化方式等。
Thompsen通过整理社会线索缺乏理论（lack of social context cues）、媒体丰富度理论（media richness）、社会临场感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以说明网络空间互动不同于现实生活，虚拟空间更容易导致非理性行为及信息的增加和传播。赖胜强等以情绪感染理论为基础，通过双因子实验，发现情绪化谣言能通过情绪感染使谣言受众产生相类似的正负情绪，在情绪的影响下受众缺乏对信息的理性分析，从而加大了对谣言的转发，谣言受众的情绪在谣言转发中起着中介效应。史波通过风险传播的视角，提出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公共危机信息再传播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初始传播者的事件涉入度和可信度、危机信息的极性和生动性、再传播者的传播动机和共鸣程度。
关于网络谣言的自净化，郭小安等通过分析谣言净化案例，提出治理谣言，需要第一时间指出谣言漏洞，需要政府及时提供权威的信息，大众媒体、意见领袖、当事人等提供多元化的信息渠道。赵玮婧通过多个案例分析，提出影响互联网环境下谣言自净化能力的因素有六：参与到互联网环境中总人数、总人口的多元性、权威信息的存在及占有比例、谣言与个体利益的相关度、个体的怨恨情绪、以及整个互联网中是否存在负面文化环境，其中前三个因素为正相关因素，后三个因素为负相关因素 。黄卫星等通过受众心理视角，从同情心理、从众心理、窥私心理、泄愤心理、投射心理等多种复杂综合的心理状态分析网络谣言的生成 。金秋从通过探究微博辟谣机制产生和存在的动因，提出微博的结构特性为辟谣提供了物理支持，其传播机制决定了它能够比传统媒体更快捷地产生和传播谣言，但也意味着它的辟谣速度将同样的快捷。刘立刚等同样以微博为例，分析认为微博作为媒介并不生产谣言，微博本身的特性也为谣言在传播中的自我净化提供了可能性，并就媒体平台、意见领袖、媒介素养等角度提出谣言治理建议。张志花等在已有研究和传染病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微博谣言自净化模型，并对模型进行模拟仿真和结果分析，证明用户参与度和谣言净化者的影响力对微博谣言自净化效果有显著影响。王理系统分析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及其中出现的网络谣言案例，并从法律规则、、技术管控、行业自律和社会协作等方面通过研究其他国家地区的谣言治理经验提出策略建议。
3
小结
经过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网络谣言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对于谣言传播结合案例在理论和模型层面进行探索；第二类是以网络传播为环境背景，研究网络空间，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空间中网络谣言的传播、净化和管理。
在此前的研究之中，，或从政府宣传部门角度出发，研究言论的事前审核、谣言的删除管理等；或从企业机构出发，研究企业机构、媒体网站平台等如何通过关键词屏蔽或规则制定等技术和法律手段，。但目前研究现状对于社会化媒体用户个人能动性的研究较少。
并且，经过文献梳理和归纳整理，可得知微信平台的传播机制与其他网络平台（如门户网站、微博、论坛等）有较大区别，用户在使用微信进行的信息传播与互动过程中集合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模式，因而用户针对不同消息、不同传播手段可能形成不同的传播意向。有学者指出，微信不同于微博机制，由于私密性更强的环境而自净力较弱、谣言欺骗性更强，且微信平台的辟谣机制尚在探索，不如微博成熟。
从用户个体角度以及基于微信平台的网络谣言研究尚比较欠缺。但实际上，网络空间的网络谣言的自我净化恰恰是网络空间净化的关键点，如何从个体角度出发实现对网络谣言净化的作用机制，应当是未来研究者不断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i]奥尔波特. 谣言心理学[M].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17.
[ii]Anthony S. Anxiety and rumor[J].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73, 89(1): 91–98.
[iii]Rosnow R L. Rumor as Communication: A Contextualist Approach[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88, 38(1): 12-28.
[iv]Chorus A. The basic law of rumor[J].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53, 48(2): 313–314.
[v]Buckner H T. A theory of rumor transmission[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65, 29(1): 54.
[vi]郭小安, 蒲珏伶. 网络对谣言的自我净化:可能及影响要素——对人民网研究院调查结果的一项检验与补充[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3):137.
[vii]赖胜强, 唐雪梅. 信息情绪性对网络谣言传播的影响研究[J]. 情报杂志, 2016, 35(1):116-121.
[viii]史波.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公共危机信息传播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J]. 情报杂志, 2013, 32(6):14-18.
[ix]郭小安, 蒲珏伶. 网络对谣言的自我净化:可能及影响要素——对人民网研究院调查结果的一项检验与补充[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3):137-143.
[x]金秋. 微博辟谣的作用机制初探——以新浪微博为例[J]. 新闻世界, 2011(7):132-133.
[xi]刘立刚, 王艳蕊. 微博中的谣言传播与自我净化[J]. 新闻与写作, 2013(8):42-44.
[xii]张志花, 夏志杰, 薛传业. 微博谣言自净化机制模拟仿真[J]. 情报杂志, 2015(7):125-129.
[xiii]王理.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传播研究[D]. 上海交通大学, 2014.
[xiv]赵前卫. 微信和微博中谣言传播比较[J]. 今传媒:学术版, 2014(12):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