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鹿晗微博点名关晓彤，高调秀恩爱的同时，也让一批“鹿饭”们大呼扎心。然而，与传统的追星行为不同的是，此次鹿晗粉丝借助互联网掀起了一场规模化的网络话题，通过社交平台、电商平台、直播平台和粉丝社区等不同方式自由表达着自己对于偶像动态的关切态度。可以说，这是一次“互联网化”特征非常显著的规模化追星活动。基于互联网社交属性的粉丝行为，正在成为新的流行文化现象，鹿晗无疑是当前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之一。
从社会学角度思考，”小鲜肉“文化的兴起，有着非常显著的社会文化基础，有观点认为，女性粉丝心目中的偶像形象日趋中性化甚至女性化的背后，源于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提升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需要依附男性，才能获得心理的安全感，因此这一时期，孔武有力、充满阳刚气息的的肌肉男自然成为了最具广泛社会特征的偶像脸谱。施瓦辛格、高仓健以及史泰龙等强大的男性形象，契合的是女性需要强大男性保护的潜在心理需要。而随着现代社会女性地位的不断提升，两性之间的竞争机会日益均衡，女性在能力培养、责任担当和自我价值实现等方面与男性的差距日益缩小，随着自我能力不断觉醒，她们的心理需求也逐渐从“被男性保护”向“保护他人”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流行文化中偶像的特点也开始悄然变化，一批对人群没有攻击性的中性偶像开始出现，且呈现出鲜明的年龄阶层分野。例如，李宇春、李玉刚各自对应的粉丝群体，在年龄、好恶、媒体接触特征以及消费行为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区别，首都传媒经济研究基地认为，这种文化现象其实是女性审美导向在不同群体中的生动体现。
传统媒体环境下，大众偶像的形成原理是通过大众媒体的身份赋能自上而下地完成“造星运动”，粉丝和偶像之间，是典型的“远观式审美”，在大众媒体的权威性背书和选择性传播的作用下，偶像很容易被“神化”，因此粉丝往往不能接受偶像作为平常人的七情六欲及各种缺点，因此产生对偶像异常苛刻的要求，甚至要求偶像零缺点，实质上则源于一种不切实际的“补偿心理”，希望偶像能够做到自己能力所不及的事情。在这种距离感的影响下，大众媒体塑造的偶像往往具有很强的“失真现象”，人们看到的是偶像经过大众媒体加工后的异化形象，在追星过程中，粉丝又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期待一厢情愿地加注于社会流行文化元素之上，由此导致的问题在于，偶像承担的其实是粉丝不能实现的人生理想：理想的成功状态、理想的生活条件、理想的爱情经历……粉丝表面上是在追逐偶像，本质上却是在补足自己现实生活状态中存在的缺失。
而鹿晗等互联网时代的原生偶像，却有着与传统大众偶像截然不同的塑造路径。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互联网带来的是一种“沉浸式交流”氛围，偶像的形象建构不再来自权威媒体的单方面塑造，而是要在互联网高度透明的全方位展示中完成与某一社会群体之间的磨合和认同。从这一角度来讲，互联网时代粉丝和偶像之间不再是俯视和仰视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平视关系，在这一过程中，鹿晗的粉丝不再是追逐偶像，而是在自发性地塑造和成就偶像，“小鲜肉”们借助互联网进行话题的迅速发酵，大大缩短了造星周期，互联网平台上的火爆，倒逼大众媒体对新的流行文化现象给予关注，最终完成了偶像从草根到主流的升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受众对于偶像容易建立更加全面的认识，不再要求偶像必须完美无缺，有时偶像本身的不完美，反而成为了被追捧的原因。例如，“小鲜肉”们自身的孱弱、文秀、纯真等特点虽然不符合男性传统审美标准，但却因此暗合了当代女性在追星中的心理需求，从而造成了与传统截然不同追星方式。
总之，对比不同传媒环境下的两种追星方式，首都传媒经济研究基地认为，流行文化偶像塑造中的主要决定因素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受众的心理需求。不同的心理需求，对应着不同的偶像特征，粉丝通过追星，完成的是社会互动中的自我补偿和情感释放。
其二是偶像的接触通路。大众媒体的“自上而下”，互联网的“自下而上”，带来的是偶像与粉丝之间初始关系和互动机制层面的截然不同，后者更容易培养粉丝与偶像之间的牢固关系，延长偶像作为文化标签的“生命周期”，甚至达到“品牌移情”的深度转化效果。
其三是追星的行为方式。互联网的多元化功能，为粉丝的追星行为创造了多元化出口和呈现方式，粉丝表达自我情感，彰显自我身份和建立共好社区的方式呈现出更为高效、丰富的时代特质，随着每个社会个体都成为流行文化的参与者和塑造者，我们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非理性的极端化追星行为会日趋减少，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共生共荣关系则会更加显著。
总之，“小鲜肉”文化在体现时代审美标准悄然变迁的背后，深度折射出的其实是两种媒体环境在社会流行文化塑造中的不同作用和价值。
（作者：王昕、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