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胡翼青、李子超《重塑新闻价值：基于技术哲学的思考》
新闻学界围绕新闻价值的讨论四百年来从未停歇。当下，国内新闻学界对新闻价值的理论讨论集中在新闻价值的定义和内涵，大家通常将新闻价值分解为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五要素。然而这种基于本体论和功能主义的探讨，严重阻碍了从认识论角度与时俱进地理解新闻价值。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历史上从没有一种统一的关于新闻内涵的共识，当然也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任何历史时段均成立的关于新闻价值的共识。比如，新闻的内涵和新闻价值的标准通常会因为时间感、空间感、速度感和社会关系的重构而发生变化，而现在看来，导致这种框架性重构的重要原因与技术的突变有关。事实上，网络新媒介的技术革命已经改变了新闻生产方式以及人们对新闻的理解，如果依然在固有的大众传播语境下观照新闻价值，那么我们将无法真正理解互联网时代的新闻活动。
延迟性的终结和空间的释放：传统的新闻生产是建立在延迟性基础之上的。正是因为存在时距，我们才可能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叙事，才可能选择值得报道的媒介事件，才可能选择以何种方式来呈现这一媒介事件，于是才有新闻价值一说，也才有新闻真实性的问题。我们探讨的新闻价值是一种“事后”的选择标准；我们探讨的新闻真实，则是指在转述过程中我们可以容忍的新闻生产方式。然而在互联网的时代，这种延时性被终结了。时间框架的改变，改变了传统新闻价值赖以存在的时间感。
更进一步说，传统新闻业的基础是延迟性，新闻宣传的基础同样也是延迟性。传统的新闻媒体通过筛选新闻线索，选取其中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并通过采编人员的调查、核实，最终呈现出一篇新闻，个中的环节必须要一定的时间来厘清和冷却驳杂的信息和线索，延迟性就是专业的新闻从业者的用武之地。但是在新媒体时代，新闻对时新性的要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时新性发展成了实时性，受众对于延迟性的容忍度降到极低的程度，人们等不及审慎的判断和理性的加工，要求在新闻发生的同时就知情。
这里呈现出一个有趣的悖论，传统媒体声称新闻价值的要素在于时效性，但是它们存在的前提恰恰是延迟性。没有了事件发生和报道产出之间的时间差，传统媒体在选择、呈现、可靠性和权威性方面的优势便荡然无存；但如果坚持这种延迟性，就总是落后社交媒体一步，。最常见的情况是，早在新闻从业人员确定事实的新闻价值之前，网络上可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又或者已经成为过时的旧闻。
在社交媒体的平台上，新闻生产的节点扩散到无处不在的角落。每个受众都可以成为传播者，因此整个世界可以被技术同步地汇集在自媒体的平台上，成为碎片化的景观：“自媒体的使用者所披露的信息和发表的意见，可以在异常广阔的空间范围内传播，甚至可以跨国界传播。不仅可以传抵目标传播对象，而且可以更多地传抵非目标传播对象。”这样做导致的结果就是空间感被无限地弥散了。这种弥散带来的结果极大地冲击着公众的观念序列，使他们无法判断哪些信息更重要、更值得关注，不知道如何判断信息的真假及其意义。
重构的传受关系：长期以来，新闻价值理论都是坚定地站在传播者那一边来思考问题的，这说明了传播者的权利。所谓的重要性和显著性，均是从传播者议题设置的角度提出的；而所谓的接近性和趣味性，也是传播者想象出来的接近性和趣味性。公众到底怎么看待某一新闻，什么是公众最关注的内容，在大众传播单向性的特征之下，既不太容易了解，也没有必要了解。所以传统媒体是根据他们“想象”中的受众的兴趣来决定他们的新闻选择标准的。这是与大众传媒的技术平台所设定的传受关系——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信息撒播紧密关联的。然而社交媒体的技术方式完全颠覆了这种关系，权利也正在发生转移。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没有转发就等于没有传播。而转发者本身对于新闻价值的界定便决定了什么是新闻。“在新媒体时代，作为一种行动的新闻接受活动，充满着主动搜索和互动交流。尽管在传统媒体时代这些行动也同样存在，但在新媒体出现以后，它再也无法无视这种互动对传播的重要影响。所以，评判新闻价值的标准理应从文本转向受众（或者准确地说是用户）的行动。”这种全新的新闻价值观已经混淆了传统新闻业自以为划分清楚的信息边界，一切的价值都在被重估。
重塑新闻价值 跟风抑或引领：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时间、空间、速度和关系的转变，意味着权利与秩序都将在新价值观中被重塑。准确地说，人们需要一种新的公共知识来替代大众传媒时代的范式。价值观的重塑当然是一种重大挑战，需要谨慎应对。但如果没有认清这种挑战的实质匆忙应对，则可能导致更大的危机：例如，由于日渐加快的信息流动节奏无法留给新闻从业人员以充分的时间来筛选和求证新闻线索，来不及完整地挖掘和整理事实，媒体丧失了过滤和处置信息的主动权，因此很多传统媒体向社交媒体学习，迫不及待地将碎片化的新闻线索推到台前，尤其是在自己的“两微一端”上。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使传统媒体进一步陷入传播谣言的危机中，从而进一步解构了自己权威信息发布者的角色。第二种常见方式是想通过用煽情新闻的价值观进行一场赌博，第三种方式就是花很大的精力搞“两微一端”，培养自己的“网红”，迎合受众不断变化的喜好。然而从技术偏向来看，在时效性上的争夺，在接近性与趣味性上的争夺，都不是传统媒体所擅长的。更可怕的是，在这场争夺中，传统媒体还有可能赔上自己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新闻依照标准时间循环往复地定时生产，定时出版的新闻是日常生活中时间刻度的一部分，传递着一个宏大的共同体想象，新闻为人们标示出何为重要的事实，设定人们头脑中的议程。但是，互联网打破了同一性、机械化、标准化的原则，打乱了媒体运转所一贯依照的时空节奏，过去整齐划一的时空状态都被新媒体分割得支离破碎。传统媒体的当务之急，可能是思考什么是在新媒体时代更适合自身的时间感、空间感和传受关系，什么是未来人们关注的公共知识，这样才可能重新引领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价值。
瓦叔评论：
昨天是记者节。我看到很多公号都跟了这个热点，然而在我的朋友圈里，却几乎没有什么反应 —— 似乎记者们自身也淡忘了这个节日。曾几何时，这个职业带给人们的是荣耀和理想主义，但如今这些东西在圈子里早已经没有人提了。
为什么，在这许多的文章里，我最有感触的，是胡翼青老师与刘子超老师的这篇文章。可以说，它是我经常看到和感到的新闻工作者困惑和迷茫的写照。当然，也是最近几年新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考点 —— 新闻记者的转型和新闻理论的重构。
为什么这么说？你可能会看到，文中大部分都标红了。这是因为我觉得它道出了事件的本质，在很多人纠结记者的身份，新闻价值观的丢失的时候。胡老师和刘老师抓住了其中的核心，那就是新闻究竟是什么？新闻的价值究竟出自什么本源？这个定义、这个价值，如今是否仍然存在？如果不搞清楚这个点，空泛的谈新闻理想的丢失，实际上就会像最后提到的媒介一样，是以己之短搏新媒体之长。无论记者也好，媒体也好，试图比新媒体更煽情，试图比自媒体更快，明明已经陷入了渠道失灵的危机，还试图教育大众，这会有什么好结果？其实记者节的日渐冷落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只是自我感动而已。
那么，记者的出路在哪里？我谈一点我自己的一点想法。我认为，深度而非时效性，调查的能力和意愿、对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对多元媒体工具的熟练使用，应当是后真相时代记者的依归。当双方当事人纷纷跳出来发言时，记者的核心价值在于不对事实有利益诉求的中立地位；当流量为王的自媒体肆意造谣时，记者在于在于可以长期追溯的媒体责任和公信力；当信息洪流、众声喧哗时代到来的时候，记者的价值在于对于某一事件、某一行业长期的观察形成的独立判断，他不仅和专业人士一样有知识，还懂得如何去面向大众去讲述，筛选那些可以产生价值的内容做成新闻产品。除此之外，一个一线记者，一个时时刻刻待在“基层”，愿意亲身去谈论，去挖掘的记者（尽管可能不是最快的），永远不会被淘汰。这是给大家说的，也是我对自己的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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